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6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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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66年3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66年3月12日）
1966年3月12日
任命：
何兰阶、王德茂、曾汉周、邢亦民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李凤林、王桂五、邢情魁、张复海、张沈川、任重捷、冯荣昌、刘子仁、常春泽、何若人、郁堤、贾后轩、蒋凤池、张国梁、高化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桂五、周兴、李士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批准任命：
肖景时、张文耀、张忠相、孟广和、钟万里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方春湖、王云龙、何仰曾、林玉霖、林翔、施增炳、饶声严、蔡灿炎、戴荣芳为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邓海兴、胡定祥、柏家全、彭春庭、谭信瑞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杨跃、郭连科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批准免去：
兰映林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高连贵、田学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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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阶段要不要法律监督
--以程序内监督为视角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洪道德 葛琳
内容提要：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日益显现出与公诉职能的不协调性，本文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试图揭示关于对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从而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检察院 审判监督 程序内监督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和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法律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控审职能进一步分离，检察机关的指控、举证责任进一步加重，客观上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形象更加突出，而其法律监督职能却在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与公诉职能和诉讼结构的不协调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按照诉讼阶段可以分为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审判监督。[1]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操作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关于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一. 法律监督理论溯源与反思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主权。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2006年5月26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2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2006年9月27日公布 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科学民主、公开透明；
（二）注重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三）立足当前、兼顾发展；
（四）量入为出、综合平衡；
（五）集中资金、确保重点；
（六）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财政性资金承担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政府融资资金投资的基础性、公益性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监督。
财政、建设、审计、监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项目审批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
（二）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相关行业规划；
（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标准。
政府投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得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
第六条 拟承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和项目建议书。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项目建议书，应当书面征求财政、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不得采用分解的方式，申请或者审批政府投资项目。
第七条 项目建议书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第八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评估或者组织论证，但不得委托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机构。
重点项目应当通过公示、听证、专家评议等方式征求各方意见。
第九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初步设计，报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对初步设计、概算进行评估或者组织专家评审。
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标准，不得超过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范围。概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审定估算总投资10%的，应当重新报批。
第十条 涉及市政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应当征得市政基础设施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格式、内容进行编制。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投资的项目，由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按照规定权限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投资的项目，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没有上级人民政府配套资金的，属于县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限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有上级人民政府配套资金的，由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
第十二条 内容单一、技术不复杂的下列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不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但应当提交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概算，经批准后，直接列入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一）工程直接费用低于200万元的市人民政府投资项目；
（二）工程直接费用低于50万元的县级人民政府投资项目。
第三章 投资计划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建立、充实项目库。列入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应当从项目库内确定。
重点、收尾、续建项目应当优先安排。
下列项目不得列入投资年度计划：
（一）投资来源未确定的；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或者概算未批准的。
第十四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征求各方意见，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投资年度计划批准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投资单个项目工程直接费用增加投资500万元以上、市人民政府投资单个项目工程直接费用增加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六条 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投资年度计划、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和有关规定，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向建设单位拨付建设资金。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依法组建的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筹划、资金筹措、招标投标、建设实施、项目管理等事项。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有关设备材料依法招标的中标结果，作为政府投资计划、资金拨付和审计监督的依据。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招投标、采购文件以及中标结果，与中标单位及时签定合同。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工程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合同、监理合同，以控制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为主要内容进行监理。
第十八条 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实行代建制，其他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逐步实行代建制。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概算建设。建设中因技术、经济等原因必须变更设计，调整项目概算总投资的，由设计单位提出，经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论证审查后，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完善档案资料；
（二）按照规定向发展和改革、财政、审计、统计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有关资料；
（三）接到单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及时完成结算，报财政、审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四）最后一个单项工程竣工结算审查确认之日起15日内，完成项目竣工总结算，报财政、审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工程结算、竣工财务决算完整资料之日起，单项工程在60日内、项目竣工总结算在30日内审查完毕。
审计机关在具备审计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在审计通知书确定审计实施之日起90日内完成竣工决算审计；确需延长的，经审计计划下达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在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申请产权、土地登记，登记后按照规定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重点项目的确定、实施及其执行情况，应当通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或者专题报告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应当专户储存、专帐核算，按照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进行管理、监督。
第二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交付使用一年后，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或者组织专家进行系统评价。应当进行系统评价的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评价结果应当作出书面报告，提交同级人民政府，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评价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名称，应当在施工现场、建成后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显著位置公示。
第二十六条 实行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公示制度，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项目的确定、实施及其执行的主要情况向社会公布。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权举报政府投资决策、建设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受理举报的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保障其权利不因举报遭受侵害。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并且公布举报电话、网站和信箱，设置专人负责受理举报，组织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督促处理完毕。处理后应当回复署名的举报人，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采取分解方式申请建设项目的；
（二）不依法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的；
（三）不按照规定建立完善档案资料、报送有关资料、完成结算、决算、提交审核审计、办理产权、土地登记的；
（四）未按照批准的项目概算实施、完成的；
（五）转移、挪用、侵占建设资金的。
第二十八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代建单位，招标代理、咨询评估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发展和改革或者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登报检查，停业整顿；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评估弄虚作假、依据不足、结论错误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的；
（三）不履行监理职责的；
（四）不遵守审计、招标代理、代建规定的；
（五）违法分包、转包建设工程的。
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从被列入名单之日起3年内，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接相关业务。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进行审批的；
（二）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不按照规定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四）不按照规定时间进行审计、审核的；
（五）擅自安排项目、拨付资金的；
（六）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内容、标准的；
（七）指使、授意建设单位违反规定的；
（八）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第三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依法追究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代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重点项目是指：
（一）城市道路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
（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8000万元的；
（三）交通、农业基础设施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3000万元的；
（四）社会发展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3000万元的。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己经投入使用、但未完成结算决算、审核审计、竣工验收、产权登记、项目移交的政府投资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规定期限，依法处理完毕，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以程序内监督为视角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洪道德 葛琳
内容提要：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日益显现出与公诉职能的不协调性，本文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试图揭示关于对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从而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检察院 审判监督 程序内监督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主要有三项：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和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法律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控审职能进一步分离，检察机关的指控、举证责任进一步加重，客观上使人民检察院的公诉形象更加突出，而其法律监督职能却在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与公诉职能和诉讼结构的不协调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按照诉讼阶段可以分为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审判监督。[1]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操作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关于审判监督的认识误区，论述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程序内监督，进而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的角色定位。
一. 法律监督理论溯源与反思
我国的法律监督理论来源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列宁在许多涉及法律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论"双重领导"与法制》、《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其中，检察机关必须成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列宁着重强调的一条。列宁认为，只有强有力的由国家直接领导的检察机关才能真正保障"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2] "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3]所以，"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4]
列宁的这一理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提出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地方立法有很大自主权。这种情形使联邦苏维埃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列宁感到，必须保证中央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5]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他提出法律监督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苏维埃法制的统一，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与之相配套的"中央垂直领导"体制也是为了服务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控制"这一根本目的。
我国在建国之后借鉴了苏联的立法经验，又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适当变通，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在一些规定上与苏联不同，如双重领导原则等。但我国同样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这段历史渊源表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先于对诉讼结构的考虑而产生的。它的最初确立是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不仅上位于审判权，甚至还可以干预"地方当局"的决定，是一种直接派生于国家政权而又高于审判权和行政权的权力，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代天巡守"或"钦差大臣"，只不过它的权限范围更加固定而已。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监督理论也因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法律监督的作用在现代主要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应当承认，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审判阶段，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天然带有政治色彩的监督职能与审判阶段的特殊性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和不协调。不从制度建构上加以反思和矫正将难以适应现代诉讼规律的要求。
二. 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
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详细，而且矛盾重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阶段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是第169条："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5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69条作了解释："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六部委规定第4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这一关于检察院审判监督的规定较之修改以前的刑事诉讼法有了明显不同。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款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审判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新规定有两点明显变化:
1.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再是公诉人。
2.监督是在庭审之后而不再是庭审之前。
然而新规定在操作性上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1.虽然监督主体是人民检察院而不是公诉人，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由公诉人代表检察院具体执行法律监督职能。因为只有他了解庭审情况和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对主体的规定的变化在实质上并无意义。
2.监督时间由当庭改为庭审之后，立法者原意是想缓和监督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避免庭审中检审矛盾尖锐化，维护法官的权威，然而却矫枉过正，忽略了控方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对法官在庭审过程中有明显的违反程序行为，检察院仍然只能在庭审之后以书面形式提出，这既不利于公正审判的诉讼目的，也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根本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似乎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第129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理所当然地享有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这种抽象的"法律监督"权力使公诉人头上笼罩了一圈令任何人都不敢不仰视的光环。既然检察机关可以对审判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在地位上显然高于审判权，而法律监督权又实际由公诉人行使，所以公诉人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特殊的地位就产生了上文所谈到的与审判阶段诉讼结构的冲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公诉人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在赛场上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西方有句谚语："控告人如果成为法官，就需要上帝作为律师。"[6]从某种意义上说，专职的监督职能使检察官成为了法官之上的"法官"，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权力上，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都无法望其项背，控辩双方实力严重失衡，违反了诉讼理论中的"平等武装"原则。按照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控辩平等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实践中由于公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力量上的天然悬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但再给天然占优势的控方委以监督整个刑事诉讼的专门职责，就如同在本已倾斜的天平上又加了导致失衡的分量，无疑人为加重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2.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阶段，它不同于其他阶段之处在于，这一阶段是集中体现法律的庄严和权威的关键阶段。审判权应当是这一阶段进行终局裁判的唯一权力。控方拥有高于审判权的审判监督权，就会破坏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对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构成威胁，不利于审判独立和法官权威形象的树立。
上述分析使我们发现了法律规定与现实操作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审判监督权受到了限制，公诉人甚至无权当庭指出程序的不当之处，而另一方面，公诉人所负有的抽象的法律监督职能又给法官和辩方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笔者认为，上述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于，现行理论过分侧重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程序外力量对审判的监督，而忽视了诉讼程序内部因素的制约效能。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检察机关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双重角色无异于个人的人格分裂，一半置身于诉讼结构之内，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另一半却在诉讼结构之外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监督诉讼。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难以达到原本设想的监督效果。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以程序内监督取代程序外监督，作为审判监督的发展趋势。
三. 程序内监督[7]--对审判监督的重新认识
（一）什么是程序内监督
从一般意义上看，程序是指 "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8]在法学领域，"程序"一词有专门的含义，是指"按照一定顺序、程式和步骤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9]学者季卫东指出，在诉讼法学中，程序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角色分派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role-taking）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受到压缩。因此，程序功能自治又是通过各种角色担当者的功能自治而实现的。程序规定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规范，是消除角色紧张（role strain），保证分工执行顺利实现的条件设定"。[10]程序内监督正是指利用程序内角色所承担的职能的相异性和对抗性，按照诉讼规律的要求，遏制裁判权的恣意性，保证程序公正进行的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律师、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从自己担任的诉讼角色的角度对法官的裁判行为进行监督。
程序内监督的前提是赋予诉讼结构中地位平等的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以平等的监督权，但任何一方都不能拥有高于其他各方甚至裁判权的特权。程序内监督的性质是一种从己方利益出发对权利的主张，对裁判者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的抗议和要求救济的声请。它是建议权、请求权而不是决定权，对裁判者的影响是间接的，没有即时强制力。裁判者可以做出解释说明，纠正自己的做法，也可以不予理会。但拥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可以向上一级审判机构提出专门的程序性上诉，争取通过审级利益来获得救济，这对于其声请的主张是一种程序性保障。
（二）程序内监督的合理性
1.审判阶段的特殊性质的需要
监督的字面含义是指"从旁察看，监督。"[11]设置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正义的实现。正象杰斐逊指出的那样，一切权力本来就具有侵犯属性，应当对其进行制约。[12]制约方法是对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即设置另外的权力来同它相对抗。这也就是政治理论中著名的分权制衡学说。刑事审判同样会发生权力滥用的现象，所以也需要监督和制约。但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审判阶段不同于政治体制之处在于，它恰恰需要一种权威性裁判权对争端做出了断。这种权威性的形成是基于信任，良好的传统，裁判者的优秀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动摇性和终局性。这也是人们将争端求诸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对裁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应当是程序内监督。因为享有监督权的诉讼角色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使权力，因而不会动摇裁判权的中立性和权威性。而必要的程序性上诉又给监督者提供了救济途径，使裁判者不至于因为监督者的声请没有强制力而不予重视。
2.诉讼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刑事诉讼结构合理化的最低要求是诉讼角色职能的合理分担。理论界关于刑事诉讼结构的设想有多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诉讼结构是"正三角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法官居于其中，踞于其上，公正裁判，控辩双方平等，积极地展开对抗"。[13]控审分离、审判本位主义、控辩平等是这种理想结构的三大特点。我国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破坏了控辩平等的均衡性，显然不符合诉讼结构合理化的要求。设置审判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违反程序规定审判案件，损害审判公正，那么诉讼角色特别是控辩双方应当是进行监督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从己方利益出发最能发现庭审中的问题。如果将审判监督权作为当事人权利中的一项赋予控辩双方，那么立法其实就大可不必将检察院的监督权限制在庭后。双方应当都有权当庭对法官不利于己方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这既不会损害法官的权威，又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因而是解决我国现实中的困境，改善诉讼结构的建设性思路。
3.走出"监督监督者"循环，增强监督效果的需要
贵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贵阳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2006年5月26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22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2006年9月27日公布 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科学民主、公开透明；
（二）注重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三）立足当前、兼顾发展；
（四）量入为出、综合平衡；
（五）集中资金、确保重点；
（六）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财政性资金承担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政府融资资金投资的基础性、公益性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监督。
财政、建设、审计、监察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项目审批
第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
（二）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以及相关行业规划；
（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标准。
政府投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得进入一般性竞争领域。
第六条 拟承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和项目建议书。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项目建议书，应当书面征求财政、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不得采用分解的方式，申请或者审批政府投资项目。
第七条 项目建议书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第八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评估或者组织论证，但不得委托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机构。
重点项目应当通过公示、听证、专家评议等方式征求各方意见。
第九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初步设计，报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审批。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咨询机构，对初步设计、概算进行评估或者组织专家评审。
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标准，不得超过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范围。概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审定估算总投资10%的，应当重新报批。
第十条 涉及市政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应当征得市政基础设施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格式、内容进行编制。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投资的项目，由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按照规定权限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投资的项目，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没有上级人民政府配套资金的，属于县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限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有上级人民政府配套资金的，由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
第十二条 内容单一、技术不复杂的下列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不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但应当提交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概算，经批准后，直接列入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一）工程直接费用低于200万元的市人民政府投资项目；
（二）工程直接费用低于50万元的县级人民政府投资项目。
第三章 投资计划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资金，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建立、充实项目库。列入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应当从项目库内确定。
重点、收尾、续建项目应当优先安排。
下列项目不得列入投资年度计划：
（一）投资来源未确定的；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或者概算未批准的。
第十四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征求各方意见，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投资年度计划批准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投资单个项目工程直接费用增加投资500万元以上、市人民政府投资单个项目工程直接费用增加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六条 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投资年度计划、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和有关规定，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向建设单位拨付建设资金。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依法组建的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筹划、资金筹措、招标投标、建设实施、项目管理等事项。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有关设备材料依法招标的中标结果，作为政府投资计划、资金拨付和审计监督的依据。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招投标、采购文件以及中标结果，与中标单位及时签定合同。
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工程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合同、监理合同，以控制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为主要内容进行监理。
第十八条 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实行代建制，其他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逐步实行代建制。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概算建设。建设中因技术、经济等原因必须变更设计，调整项目概算总投资的，由设计单位提出，经建设单位组织相关部门论证审查后，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完善档案资料；
（二）按照规定向发展和改革、财政、审计、统计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有关资料；
（三）接到单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后，及时完成结算，报财政、审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四）最后一个单项工程竣工结算审查确认之日起15日内，完成项目竣工总结算，报财政、审计行政管理部门审查。
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工程结算、竣工财务决算完整资料之日起，单项工程在60日内、项目竣工总结算在30日内审查完毕。
审计机关在具备审计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在审计通知书确定审计实施之日起90日内完成竣工决算审计；确需延长的，经审计计划下达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时间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在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申请产权、土地登记，登记后按照规定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重点项目的确定、实施及其执行情况，应当通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执行情况或者专题报告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应当专户储存、专帐核算，按照基本建设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进行管理、监督。
第二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交付使用一年后，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或者组织专家进行系统评价。应当进行系统评价的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公布。
评价结果应当作出书面报告，提交同级人民政府，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评价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名称，应当在施工现场、建成后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显著位置公示。
第二十六条 实行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公示制度，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项目的确定、实施及其执行的主要情况向社会公布。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权举报政府投资决策、建设实施中的违法行为。受理举报的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保障其权利不因举报遭受侵害。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并且公布举报电话、网站和信箱，设置专人负责受理举报，组织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督促处理完毕。处理后应当回复署名的举报人，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采取分解方式申请建设项目的；
（二）不依法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的；
（三）不按照规定建立完善档案资料、报送有关资料、完成结算、决算、提交审核审计、办理产权、土地登记的；
（四）未按照批准的项目概算实施、完成的；
（五）转移、挪用、侵占建设资金的。
第二十八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代建单位，招标代理、咨询评估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发展和改革或者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登报检查，停业整顿；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评估弄虚作假、依据不足、结论错误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勘察、设计、施工的；
（三）不履行监理职责的；
（四）不遵守审计、招标代理、代建规定的；
（五）违法分包、转包建设工程的。
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单位，从被列入名单之日起3年内，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接相关业务。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进行审批的；
（二）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不按照规定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
（四）不按照规定时间进行审计、审核的；
（五）擅自安排项目、拨付资金的；
（六）擅自变更建设规模、内容、标准的；
（七）指使、授意建设单位违反规定的；
（八）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第三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依法追究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代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追究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重点项目是指：
（一）城市道路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5000万元的；
（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8000万元的；
（三）交通、农业基础设施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3000万元的；
（四）社会发展工程直接费用，政府投资超过3000万元的。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己经投入使用、但未完成结算决算、审核审计、竣工验收、产权登记、项目移交的政府投资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计划、规定期限，依法处理完毕，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