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判处徒刑缓刑是否可任原职及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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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判处徒刑缓刑是否可任原职及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船员判处徒刑缓刑是否可任原职及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的复函
1954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
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
你局海总发督54字第984号函收悉。关于民生公司所属民俗轮船长赵学■因航行责任事故被判徒刑缓刑在徒刑缓刑期间是否可担任原职或降级任职以及是否享有政治权利的问题，经我们研究，答复如下：
一、徒刑缓刑一般的是适用于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处刑较轻，并因其他具体情况，以暂不执行为宜的被告，在徒刑缓刑期间未被宣告剥夺政治权利，亦未交付管制者，是享有政治权利的。
二、干部犯罪被判徒刑缓刑，并非当然不能担任原有工作，也非当然不能叙职。究竟应否准其继任原职或予以降职、撤职等行政处分，可由有关单位斟酌犯罪的性质、情节等决定，但如仍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必须对其加强教育和监督。
本案被告是执行船长职务时因过失犯罪的，能否继任船长，是应慎重考虑的。
附：交通部海运管理局关于询问船员受刑事处分缓刑期间是否可仍任船员职务的函 海总发督54字第98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兹接广州区港务局报告略称：民生公司所属民俗轮船长赵学■于1953年7月22日22时30分在广州西河道停泊时，因避让木驳急开双前车，鼓浪击翻杨炳小艇，溺毙刚生下的婴女孩与5岁女孩各1名。已经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今据民生公司报称：“该公司曾接市法第567号复示，称在未被管制时尚享有政治权利，以目前该公司船长后备人员不足，故请仍准其在船工作执行船长任务，并希予以协助教育等语。为此特函钧局请示是否可准其所请”等语。
船员如因职务上过失港务局得予撤职、降级、记过、警告、批评、教育等行政处分，凡受撤职、降级、处分的船员，不得担任原级工作。根据一般的理解，刑事处分似应比港务局行政处分较高。为此特函请你院研究因职务上的过失判处徒刑，在徒刑缓刑期间是否可担任原来职务或予降级任职，又受徒刑缓刑期间未被管制时是否尚享有政治权利一节并请赐复。
1954年3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墨两国政府税收协定及其议定书若干条文解释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墨两国政府税收协定及其议定书若干条文解释的通知
国税函〔2007〕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我国政府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以下分别简称“协定”和“议定书”），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现对协定和议定书若干条文解释如下：
一、关于“常设机构”条款
协定该条第三款未对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其雇员到缔约国另一方提供劳务活动构成常设机构做出规定，但不妨碍根据该条第一款对有关企业是否构成常设机构进行判定。
二、关于“股息”条款
该条第三款“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是指，依照国内税收法规将其他名义的所得调整为股息性质的所得。
三、关于“利息”条款
（一）适用协定问题
根据该条第七款和议定书第三条，外国居民设在中国境内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向墨西哥居民支付的利息，应适用中墨税收协定，中国享有对该利息的征税权。如上述利息支付给第三国居民设在墨西哥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则应适用中国与该第三国之间的税收协定，不适用于中墨税收协定。
（二）反避税规定
该条第八款中“特殊关系”一语指，按照协定“联属企业”条款和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判定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该解释同样适用于协定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第六款。
对存在“特殊关系”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税务机关有权对违反公平交易原则的价格进行调整。
四、关于“特许权使用费”条款
（一）定义
根据该条第三款，“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特许权使用费（含设备租金），也包括新增加的两项内容：一是因使用传输的信息或信号而支付的所得，即通过卫星、电缆、光纤或同类技术传输或向公众传输电视或无线广播，接受或有权接受图像或声音（或兼而有之），或使用或有权使用图像或声音（或兼而有之）而支付的任何报酬；二是转让任何与生产、使用或销售有关的权利与财产取得的收益。
（二）适用协定问题
根据该条第五款和议定书第三条，外国居民设在中国境内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向墨西哥居民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应适用中墨税收协定，中国享有对该特许权使用费的征税权。如上述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给第三国居民设在墨西哥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则应适用中国与该第三国之间的税收协定，不适用于中墨税收协定。
五、关于“财产收益”条款
该条第二款“主要……由……不动产组成”应理解为公司资产的50%（不含）以上为不动产。
该条第三款含义为，转让中国（或墨西哥）一方居民公司的股票（权益）取得收益，不论其控股比例大小，中国（或墨西哥）均拥有征税权。
六、关于“独立个人劳务”条款
根据议定书第一条，协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固定基地依照协定第五条“常设机构”规定的原则处理。墨西哥居民个人在华从事专业性劳务或其他独立性活动构成固定基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处理。
七、关于“董事费”条款
根据该条规定，墨西哥居民作为中国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以及作为高级管理职位的职员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中国享有征税权。
八、关于“相互协商程序”条款
该条的规定依照《关于印发〈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5〕115号）的规定执行。
九、关于“情报交换”条款
该条依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6〕70号）的规定执行。
十、关于“反协定滥用”条款
议定书第五条提及“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和“背对背贷款”的规定，依照国内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
十一、关于“利益限制”条款
议定书第六条利益限制条款旨在防止纳税人对中墨税收协定的不正确适用。该条的规定按以下原则掌握。
（一）可以享受协定待遇的墨西哥居民法人
在中国，享受协定待遇的墨西哥居民法人应当符合权益构成比例要求，即其50%（不含）以上的权益直接或间接由以下一人或多人所有：（1）墨西哥居民个人；（2）墨西哥居民公司；（3）墨西哥政府、墨西哥行政区或地方当局。
如享受协定待遇的墨西哥居民法人取得的所得是来自中国的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还应当符合再支付比例要求，即：如果该墨西哥居民法人将其所得总额的50%（不含）以上作为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直接或间接支付给非上述三种人，该墨西哥居民法人不得享受中墨税收协定待遇。
（二）如果墨西哥居民法人不符合上述第（一）款的要求，但能够证明公司的设立、收购和维持及其运作不是以获取本协定之利益为主要目的，则可以享受中墨税收协定待遇。
（三）墨西哥居民个人以及在墨西哥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墨西哥居民公司不受以上限制。
（四）虽有以上规定，各地在受理中墨税收协定待遇申请时，如认为所得支付存在重大避税嫌疑，可要求中国境内支付人（或代理人、纳税人）附加提供墨西哥居民法人权益构成比例的证明材料或其他相关资料，经确认符合本文件第十一条第（一）款第1项规定的，应允许享受中墨协定待遇。如认为不符合本文件第十一条第（一）款第1项规定，或有充分理由认为该墨西哥居民法人不满足再支付比例要求的，可提起情报交换请求或相互协商建议，逐级上报至国家税务总局。
本解释仅适用于中墨税收协定。各地在执行中如遇到新问题，应及时报告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张弘默
论文提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行，对于有效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确及时地处理案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引发了不同的争议。因此，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相关问题，探悉其不足并加以逐步完善，对于厘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思路，正确体现法律追求的“公平和效率”的价值目标，加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拟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制度重构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剖析，以其引起其他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及思考，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民分离的产物，同时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了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既有利于保障公民、集体和国家的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导致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以实现。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
准确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要前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具有特殊性。
就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其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经济赔偿问题，属于民事诉讼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所不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法律关系，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对于被害人的赔偿是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的，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审理，所以它又属于刑事诉讼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具有依附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居于主导地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处于依附地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需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就无从谈起。另外，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起诉时效、上诉期限、管辖法院等方面都要受到刑事诉讼的制约，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决定了其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使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适用上不仅要遵循刑法的相关规定，而且要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撤诉、反诉等方面都要遵循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法官理解上的因素，因此产生法律适用困难、当事人权益无法保障等诸多障碍，并进而影响到司法公正。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非强制性告知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及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依此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对其量刑的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同时审理，能够促使被告人本人或其亲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可见，保证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非“应当告知”的强行性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并没有把告知作为审判人员的义务来规定，缺乏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告知该项权利的被害人只能凭审判人员的道德与责任心来确定。这必然会使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造成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但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却要交纳相关的诉讼费，而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或阻碍。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的权利也能够得到较为及时的救济。但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的情况不会对刑事判决产生任何影响，故被告人往往也就不会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被害人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三是剥夺了被告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的请求，而是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法院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支持了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人的经济赔偿要求，这无疑就等于是法院既对被告人在刑罚上加重了处罚，又在经济赔偿上增加了被告人的负担，使被告人受到双重、严厉的制裁。这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也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冲突性。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法律适用上要同时依据刑事与民事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对某些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现行法律要么对应该适用哪种法律却没有具体的、确定性的规定，要么就是相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与民事法律冲突，这不仅导致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面临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给司法审判带来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也违反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当事人的相关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