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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清/杨心忠 最高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是一项设计十分精巧的法律制度，在各国保险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非常成熟。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较短，整个行业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对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我国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业务实践也不够成熟，立法司法也相对滞后。本文着重对代位求偿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限制事由进行分析，包括行使名义限制、行使对象限制、行使金额限制以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弃权等一系列法律限制和自我限制，以期完善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体系，使代位求偿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并逐渐发挥其作用。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的限制

早期保险人均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但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以及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现在许多国家承认保险人既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请求给付。英国的保险判例认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原则上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请求第三者赔偿。[1]根据《英国财产法》第136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后，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可见，对于代位求偿权的移转英国似乎采取请求代位主义，而非当然代位主义。因此，在被保险人尚未以法定形式将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保险人时，债权还未发生转移，保险人还不是赔偿权利人，因此，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而在被保险人为法定的让与行为之后，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其自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英国财产法》以被保险人是否履行法定的债权转让形式而作出区分规定的原因。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应以何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代位求偿权在本质上是债权转让，是债的主体的变更，代位权一经产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便移转与保险人，保险人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保险人自得以其自己的名义行使。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9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等即明确规定在诉讼时，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倾向是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债务人）请求或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代位求偿方式。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更符合我国的诉讼实践。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的，应当向因造成标的物损害而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第三人求偿，即应当向在债权转让之前对被保险人具有损害赔偿义务的第三人请求赔偿。但是，第三人的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各国一般都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否则，将不能实现财产保险损害填补之目的。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具有密切的联系，被保险人组成人员造成的损失常须由被保险人来承担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庭成员间密切的人身关系常常决定了其财产上的密切联系，它们在经济上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受到损失的，其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允许保险人在赔偿后可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实际上是又向被保险人索回了赔偿，等于让被保险人自己承担损失，无法实现保险的目的。而在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则不影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我国《保险法》第62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由于《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我们认为，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与把握，对其可以界定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且相互间进行扶养、扶助或赡养的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近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对于在血缘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如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也应当作为家庭成员来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应作狭义的理解，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金额的限制

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不得超过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代位求偿权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对于保险人已赔付的部分，被保险人相应部分的损失已得到填补，就该部分损失，其不得再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保险人在其赔偿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否则，保险人将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取得的赔偿金超出了其已支付的保险金，保险人应将超出部分返还给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保险人仅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其支付范围内的赔偿请求权仍应由被保险人享有，所以，保险人取得的超过其赔偿金范围的数额应退还给被保险人。第三人也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我国《保险法》第60条、《海商法》第254条对此作出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1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可向第三人请求其未受补偿的部分，保险人可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的给付。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保险人的代位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我们认为，从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来看，优先实现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更符合立法本意。保险人只能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补偿后，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2]

四、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分析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1.因利益冲突而放弃。比如说，在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追偿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只考虑追偿收益而不考虑追偿责任，追偿收益和追偿责任相互抵消后，只是在原地打了个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通过协议约定互相不进行追偿，比如英国和加拿大，汽车保险人之间达成的“撞撞协议”，是指保险人之间的协议，双方同意不管依各自的保单各自的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保险金，保险人都予以理赔，并尽力劝阻各自的被保险人不要向对方提出索赔。2.因利害关系的影响而放弃。比如追偿成本支出较大，追偿产生的费用可能超过可得利益，为了避免“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局面，或考虑到应保持与有关方面的良好关系等等，保险人往往会放弃代位求偿权。3.因保险人法律观念淡薄而放弃。目前在国内保险业务中代位求偿十分不受重视，很多保险公司尚未成立专门的代位追偿部门，也未把代位求偿结果列入保险业经营考核指标，这都不利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二）保险人放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条件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之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便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取得了从被保险人转移而来的向第三人的债权请求权。对于该项权利，保险人在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前提下，可以对其享有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自由的处分甚至放弃，法律无需加以限制。保险人可以放弃期待中的代位求偿权也可以放弃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将来条件成就情况下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可能，这种权利便是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可以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订立特别协议，与被保险人协议约定放弃其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如果这样，在保险事故由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保险人即使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也再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保险事故是由第三人造成，并且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其便取得了向第三人代位求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立即付诸实现，因此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保险人同样可以放弃。不过，不论是期待下的还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要想放弃，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保险人放弃的权利必须是法律允许放弃的权利，保险人不得因放弃该项权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第二，保险人必须是自愿放弃行使代位求偿权。弃权行为是保险人对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自由处分，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需要真实。如果保险人在受欺诈或胁迫等情形下作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不能认为是真实的，该弃权行为无效；第三，保险人需要无保留地放弃代位求偿权。如果保险人在放弃代位求偿权时作出保留，则其仍可能对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应避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不合理放弃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使致害第三人逃避了相关的民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等；二是阻却保险公司自身效益的提高。之前我国保险市场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垄断经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业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剧，保险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代位求偿逐渐显示出了其优越性，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更多利润。尤其是在涉外业务中，保险代位求偿已发挥了较大作用。原因是涉外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数额巨大，不追偿就可能严重影响保险业的发展。然而国内保险业务代位求偿受重视程度仍然不高。鉴于放弃代位求偿权行使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格外重视代位求偿权的存在，提高代位求偿的意识，维护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这样不仅能够使保险人从中获得利润，也能促进代位求偿制度的健康发展，达到多赢的效果。

五、被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保险人享有并不优于被保险人原有的对第三人的权利，若该权利存在“瑕疵”，如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与第三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则第三人的抗辩权不因债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仍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理由对抗保险人。在此情况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有损害或丧失的危险。所以法律从后果的角度，对被保险人权利放弃行为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一）保险合同订立前的弃权

保险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达成免责条款，此时因为还不存在保险合同，故与保险代位求偿权无涉，其弃权行为有效。第三人因此可以取得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抗辩事由。

问题是，保险人能否因此对抗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理论上则认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被保险人预先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已知或应知其事实，保险人应受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约束。[3]在发生保险事故后，第三人因为被保险人预先放弃赔偿请求权而取得之利益，可以有效对抗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具体到实践中，又有以下四种情形。

1.保险合同的明确约定。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保险合同对其后果已有约定的，应依照其约定来确定保险责任的大小及有无。如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减扣部分保险金的或者保险人声明被保险人的此放弃行为对保险人无效的，该约定应具有溯及力，保险人可依照约定行事。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明确约定，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投保人该事实时，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么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根据告知的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是否提高保险费率。

3.被保险人的恶意。保险人若能举证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恶意，即故意以损害保险人代位权为目的的，保险人则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

4.保险人已知的事实。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被保险人放弃的事实或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此种条款的，则应承担保险责任。如在海上货物运输方面，各国普遍承认承运人非完全过失责任制，对于航海过失和管理船舶过失造成的货损，承运人是免责的。另外，在国际上船舶拖航合同中几乎毫无例外地约定，拖轮、引航员对任何损失不负责任。对此类条款，被保险人无须告知保险人，也不能因此视为被保险人损害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4]
　　一、一则机动车交通事故案情回放　　

　　2011年4月28日下午，家住永修县三溪桥镇旭光村的村民龚某驾驶电动车正常行驶时，被刘某驾驶小轿车撞上。事发后，龚某住院治疗28天，经鉴定龚某腿部伤残九级。该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通部门认定，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龚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龚某和刘某对案件事实和交警的认定书均没有异议，刘某所驾驶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也没有异议。法庭经过审理，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龚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合计65000元。刘某仅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共计1191元。

　　庭审前及庭审现场的情况是：原告龚某拄着拐杖，流着眼泪不时痛斥刘某驾车麻痹大意，让自己受伤遭受痛苦，大声哭诉宁愿不要赔偿，要求刘某归还自己的健康。被告刘某对着龚某则面无表情，声言一切按着法律规定办。被告刘某面对保险公司则有说有笑，坦言幸亏投了保险，否则真是吃不消。

　　据笔者统计，自2007年以来，江西省永修县法院共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276件。其中，87%以上的案件均有保险公司参与诉讼，进行赔偿，即使占份额比较大的伤残死亡赔偿在保险公司履行赔付后，责任人也仅承担小额赔偿责任。另有12%的案件，基本上由保险公司赔偿，肇事方仅仅负担一点诉讼费①。也就是说，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大部分案件的大部分赔偿，都由保险公司承担了。这个结论恰恰反映出，正如本文提到的肇事人刘某在面对龚某的诉赔时能够坦然自若的原因了，出点交通事故花不了多少钱！而对受害人龚某而言，获得的65000元赔偿又怎能弥补腿部残缺带来的痛苦。事实上，导致这样的结果，笔者认为是因为机动车人身损害赔偿采用的是补偿性赔偿制度。

　　二、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及两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传统民法认为赔偿是补偿性的，对赔偿的定义或者解释是“补偿”或“填补”对方损失。很多教科书都会把“全部赔偿”或者“全面赔偿”作为损害赔偿的原则来阐述，即“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形象的说法就是填平。②补偿性赔偿制度的出发点是认为损害赔偿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补偿性的，而非惩罚或预防性，即侵权人应弥补被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其强调的是这种补偿应是“填平式”的，即通过补偿，使被侵权人的权利恢复到侵权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

　　惩罚性赔偿制度确立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依据该制度，在侵权人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定侵权人给付补偿性的赔偿金外，还会判定其给付超过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的目的是对侵权人所为的侵权行为予以制裁，并拟通过施加高额的赔偿金阻止侵权人不犯或今后继续实施类似的行为。从根本上说，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补偿性损害赔偿适用的不足问题所产生的，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惩罚性赔偿是以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与补偿性赔偿也有一定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普遍采用的是补偿性赔偿，只有产品造成的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即《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三、侵权机动车交通事故高发的原因

　　我们国家的汽车不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是世界上最多的。近几年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④数据显示，2011年，在汽车保有量在7000多万辆的日本，车祸死亡人数只有区区4611人。汽车保有量2.85亿辆，大大超过我们的美国，车祸死亡人数只有4.2万人。⑤为什么中国交通事故高发不降？当下的通说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交通违法责罚太轻，不足以引起重视。另外即便造成了交通事故，由于交通事故赔偿的大头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一些司机随意违章根本起不到惩戒作用。正如本文开头所述的刘某，面对索赔坦然自若。

　　四、惩罚性处罚引入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必要性

　　1．“刑乱国，用重典”。面对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案件，痛定还要思痛，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上述数据的震惊上，我们更要做的是反思，反思为什么？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很多原因，但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为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我国目前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制度仍然是以同质补偿为主，其力度也不够。比如交通费，当事人由于治疗或者处理事故打车花费很大，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最低限度的乘车才是合理的交通花费而往往会没有得到法院的全部支持；又比如误工费，有些当事人没有正式工作，无法提供误工证明和税单而导致误工费只能获得最低工资标准等等，这些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说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在保护致害人。因此我们更需要有力的赔偿制度来惩罚那些随意违章驾驶的非法行为人，让他们不敢、至少尽最大注意义务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惩罚性处罚的适用恰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交通致害人谨慎驾驶，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制度依据，以有效增强司机的谨慎注意义务，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认为，除赔偿功能外，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还在于制裁和遏制。补偿性的赔偿对富人难以起到制裁作用，甚至使民事赔偿法律为富人所控制⑥。而惩罚性赔偿则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来制裁不法行为，从而达到制裁的效果。⑦

　　2．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能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有人认为法律已经规定了赔偿项目，因此受害人的实际损害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受害人身体伤害无法确定实际损失，法律才认为，强行规定赔偿项目和标准。这说明身体损害不是以实际赔偿为依据，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因为补偿性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以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替代品时，才能确定的损失，也才能以“填补原则”保护受害人的。⑧我们知道，补偿性损害赔偿的目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从而使受害人的权利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状态，然而在身体损害中，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正如本文开头的龚某哭诉的那样，她不愿要被告刘某的赔偿，她只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因此，补偿性损害赔偿在补偿受害人损失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

　　另外，在人身损害以及损害结果不能立即现象的损害中，由于缺乏损失计算的标准而使之不能完全获得补偿；其次，法院在适补偿性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判决时，往往不会考虑通货膨胀及税收问题，同时还有在诉讼中所付出的人力、物理与财力，也不可能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中进行完全的补偿；再次，弱势受害人往往会迫于诉讼中沉重的经济负担（如不懂法律支付的律师费）而畏惧诉讼。因此，通过惩罚性赔偿，将会大大激励受害人提起诉讼以期获得赔偿最大限度维护自己权益。

　　五．结语

　　笔者的分析未必客观全面，因为一项制度的取舍总要牵一发而动全局，这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机动车人身损害赔偿若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或许并不像笔者想象的那样威慑了机动车驾驶人减少了交通事故，受害人也未必能够获得更好的赔偿。但无论如何，就像本文开头所述的那样，面对索赔和赔偿，刘某的坦然和龚某的哭诉毕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虽然，惩罚性赔偿未必能够根治交通事故居高不下的状态，也未必能够使龚某们消除肢体残缺带来的痛苦，但无论如何，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总比对问题视而不见为好。

注释：
①2008年诉讼费降低后，致害人的诉讼费负担事实上更低。

②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653、665页。

③网易汽车综合。2010年7月9日。

④广州日报。2012年3月11日。

⑤广州日报。2012年3月11日。

⑥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⑦陈光中主编，汪建成撰稿，《刑事诉讼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211

⑧徐发明，让法律回归简单，暨南大学出版社，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