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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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宁政发（2008）54号

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八年三月十九日


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 保障对象

　　第二条 持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城乡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申请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

　　第三条 家庭成员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人员，包括户籍迁出的在校学生。

　　第四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除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数所得到的人均数。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实际生活、支出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1、拥有、使用各种机动车辆、大型农具、农机具（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步且未用于客货运营的机动车辆除外）的家庭；

　　2、雇佣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的家庭；

　　3、自费安排子女择校就读、出国留学的家庭；

　　4、持有或从事有价证券买卖及其他投资行为和有高值收藏的家庭；

　　5、无特殊情况，城镇居民1人户住房建筑面积超过50平方米、2人户超过70平方米、3人及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超过房产部门公布的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家庭；

　　6、无特殊情况，申请前2年之内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购买商品房，或以商品房价格购买超过标准面积的经济适用房的家庭；

　　7、申请前2年之内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高标准装修房屋的家庭；

　　8、无特殊情况，家庭水、电、气月支出人均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5%，通讯费月支出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0%的家庭；

　　9、饲养高档宠物的家庭；

　　10、家庭成员持有并使用高档移动电话，或购置、佩戴贵重首饰，或经常享用高档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以及经常参加高消费娱乐休闲活动的家庭；

　　11、年内家中购买单件价值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0倍以上（含10倍）非生活必需品的家庭。

　　（二）拒绝配合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管理机关进行调查、核查，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

　　（三）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包括隐性收入）及家庭人口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及证明的家庭。

　　（四）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

　　（五）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一个月内无正当理由2次以上拒绝参加社区公益性劳动的。

　　（六）通过离婚、赠与、转让等形式放弃自己应得财产或份额，或放弃法定应得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和其他合法收入的家庭及个人。

　　（七）故意采取其他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造成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的人员。

　　（八）参与赌博、卖淫、嫖娼、吸毒等违法活动经教育不思悔改的人员。

　　（九）各类服刑、劳动教养期内人员（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社会矫正人员除外）。

　　（十）外地来本市就读的在校学生。

　　（十一）无正当理由，擅自将土地承包权转租他人，以及对承包土地人为抛荒的家庭。

　　（十二）无正当理由，在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之前，已在本市以外地区居住半年以上的居民。

　　（十三）其他按照规定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情形。

　　第三章 保障标准

　　第六条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农村居民和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城市居民，适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其他居民适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七条 市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和调整，由市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县（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和调整，由县（区）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并由县（区）人民政府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第四章 家庭收入的核算

　　第八条 下列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应计入家庭收入：

　　（一）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

　　（二）离退休养老金、退养退职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费；

　　（三）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四）一次性安置费、一次性经济补（赔）偿金、定期给付的各种生活补助（偿）费；

　　（五）出租或变卖家产获得的收入；

　　（六）接受资助、赠与和继承所得收入；

　　（七）存款及利息；

　　（八）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捕捞业等家庭经营收入；

　　（九）自谋职业收入；

　　（十）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收入；

　　（十一）其他按照规定应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九条 符合下列规定的有关费用，不计入家庭收入或允许从家庭收入中抵扣：

　　（一）优抚对象按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立功荣誉金和护理费；

　　（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三）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计划生育家庭所获政府奖励扶助资金；

　　（五）在校学生的各类助学金、奖学金；

　　（六）老年人按政策规定享受的高龄老人长寿补贴；

　　（七）因公（工）负伤职工的护理费，死亡职工的丧葬费；

　　（八）因病、因就学困难接受政府补助和社会捐赠中用于治病、学业支出的部分，以及因突发性灾难接受的临时性救（资）助款物；

　　（九）由单位按期统一扣缴的应由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和个人领取的一次性补偿金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部分；

　　（十）以自谋职业者名义，按最低缴费标准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需提供社会保险缴费凭证，以本人当月收入为限）；

　　（十一）由单位按期统一扣缴的应由个人承担的住房公积金；

　　（十二）因拆迁获得的一次性拆迁补偿款中，用于购置经济适用房等安居性质的自住房屋实际支出的部分（超标部分除外）；

　　（十三）以赚取租金差价为目的，承租他人住房实际支付的租金费用（从出租原有住房的租金收入中扣除）；

　　（十四）政府给予的廉租住房补贴；

　　（十五）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加社区组织公益性劳动所得的奖励；

　　（十六）其他按照规定不应计入家庭收入或允许从家庭收入中抵扣的费用。

　　第十条 各类家庭收入应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一）实物收入应按当地市场价折算为家庭收入。

　　（二）家庭收入的确认期限一般不超过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前的3个月，不稳定收入的确定期限以提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前12个月平均水平为准。

　　（三）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五条列举情形之一的家庭中的个别成员，核定其月收入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四）在职人员或自谋职业人员的月收入（不含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包含个人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高于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应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50%扣除必要就业成本。

　　（五）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资收入高于市政府公布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实际收入计算；无法计算的，按照市政府公布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因所在用人单位长期亏损、停产、半停产、破产等原因，已经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未足额（指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领到工资，且今后不可能再予以补发的，由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并出具证明，可以按实际收入计算。

　　（六）离退休养老金、离退休费、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和职工遗属生活补助金按照市政府公布的相关标准计算；高于相关标准的，按照实际收入计算。

　　（七）享受病假工资的职工、病退内退人员、学徒工、大中专毕业实习期人员的工资或生活费收入，均按实际收入计算。

　　（八）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偿（助）费，或获得其他收入（以下统称一次性收入）的人员，应在一次性收入中扣除该职工自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提供不出基本社会保险缴费凭证的不予扣除），再将剩余部分与家庭其他收入合并计算，然后按家庭人口数和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自领取一次性收入之月起可分摊的月数。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一次性收入不足以分摊到申请低保的月份时，则一次性收入不再计入家庭收入。

　　（九）因征地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的人员，其安置补助费按照本条第（八）项的规定计入家庭收入。

　　（十）因拆迁一次性领取拆迁补偿费的家庭，其拆迁补偿费按照第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用于购房后的结余部分，按照本条第（八）项的规定计入家庭收入。

　　（十一）具有赡养、抚养及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义务人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低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计算；义务人实际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高于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按照实际给付计算。

　　没有上述法律文书，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的，视为无赡养、抚养及扶养能力，可以不计算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应将其收入高出部分的50%收入，平均分摊到每名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作为义务人应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计入被赡养人、被抚养人及被扶养人的家庭收入。义务人实际给付的赡养费、抚养费及扶养费高于应给付数额的，按实际给付计算。

　　（十二）长期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不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按外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十三）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收入可以参考当地统计等部门测算的收入数核定家庭收入；高于测算数额的，按实计算。

　　第五章 保障金的计算

　　第十一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按照被保障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差额确定。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当地保障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保障人数。

　　同时具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家庭，根据居民的身份，按照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分别予以保障。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金额=（当地城市居民保障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应保障的城市居民人数＋（当地农村居民保障标准－家庭月人均收入）×应保障的农村居民人数。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只保障该家庭中的城市居民。

　　第十二条 特殊对象的保障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同一特殊对象只能按有利原则享受下列一项条款规定的优惠政策）：

　　（一）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每月按保障标准增发10%保障金：

　　1、70周岁以上（含70周岁）的老人；

　　2、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3、在校就读的学生（含幼儿园）；

　　4、持有《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家庭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父母及未成年子女；

　　5、单独生活的居民；

　　6、归侨；

　　7、少数民族居民。

　　（二）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每月按保障标准增发20%保障金：

　　1、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的老人；

　　2、父母一方死亡的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包括年满十八周岁，仍在校就读的学生）。

　　（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每月按保障标准全额的130%发放保障金：

　　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者扶养人的人员；

　　2、持有一、二级残疾人证的盲人、肢体、智力、精神类重度残疾人；

　　3、患有恶性肿瘤、尿毒症、白血病以及器官移植的人员。

　　（四）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之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单独全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不增发保障金，同时该家庭其他成员不享受低保户的相关优惠政策：

　　1、持有一、二级残疾人证的盲人、肢体、智力、精神类重度残疾人；

　　2、患有恶性肿瘤、尿毒症、白血病以及器官移植的人员；

　　3、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子女；

　　4、无监护人、无生活来源的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

　　（五）未就业随军家属、已故原工商业者无工作的配偶、生活困难的军转干部等特定对象的保障政策，按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第六章 保障金的申请、审批及发放

　　第十三条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或者其委托的人员向受管理机关委托的户籍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采用集中受理方式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有关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户籍证明、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有关材料。有劳动能力尚未就业的申请人，还应提供户籍地街道、镇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出具的就业登记证、培训和推荐就业记录材料。失业人员应提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发给的有关失业证明。在现户籍地居住未满三个月的申请对象需提供原户籍地街道低保管理机构出具的是否享受低保待遇情况的证明。

　　第十四条 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初审，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决定：

　　（一）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受理申请人提出的申请；

　　（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人明显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受理申请，或接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调查委托后，应在申请人居住地将申请人名单及家庭收入等情况公示五日，并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群众评议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家庭构成、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

　　申请人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符合户口迁移规定的，应将户口迁至实际居住地后方可提出申请；实际居住地派出所出具不符合户口迁移规定证明的，申请人在户籍地提出申请后，由户籍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委托实际居住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承担调查工作。实际居住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配合户籍地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进行前款规定的公示、调查核实及群众评议工作，并在一周内提供调查报告。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对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做到逐户上门核查，并在一周内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报送区县民政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区县民政部门应对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并在《条例》规定的一个审批周期内，按不同审核结果分别作出书面审批决定：

　　（一）对经审核决定不予批准的，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委托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在《条例》规定的一个审批周期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对拟批准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委托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在申请人居住地将拟审批家庭的基本情况及拟发保障金公示五日。没有异议的，作出批准的书面决定，并向申请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有异议的，区县民政部门应会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对申请对象家庭实际状况再次进行核查，并根据核查结果及时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根据核查结果决定不予批准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所指一个审批周期，是指区县民政部门应自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办结审批手续，但《条例》规定的两次公示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经区县民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办结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从批准享受之月起，按月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发放保障金。

　　第七章 日常管理

　　 第二十条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行动态管理。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会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按照下列规定，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进行定期核查：

　　（一）对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每季度复查一次；

　　（二）对所有保障家庭每半年做一次普遍走访。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发生变化的，应及时进行调整；

　　（三）对所有保障家庭每年度进行一次全面复审。年审通过的家庭，管理机关应在其《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上加盖年度审验合格印鉴。

　　第二十一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增加或者家庭成员减少的，应在一个月内报告被申请人或者上级管理机关，不得继续领取或者多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二条 区县民政部门应根据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上报的变更材料，及时作出保障金增发、减发或停发审批决定。停发或减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区县民政部门应委托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在停发或减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当月书面通知保障对象，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的家庭，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委托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书面告知其在三个月内将户口迁至居住地。符合户口迁移规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迁的，应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不符合户口迁移规定的，应由实际居住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方可在户籍所在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四条　户籍迁移的保障对象，应当在原户籍地领取本月的保障金，同时到新户籍地重新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五条 因就业或自谋职业致使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保障标准的，采取缓退方式退出最低生活保障，以鼓励保障对象实现劳动自救：

　　（一）就业或自谋职业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含1.5倍）的，自实际收入发生变动起的六个月内保留原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变，第七个月退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二）就业或自谋职业后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的，自实际收入发生变动起的三个月内保留原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变，第四个月退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六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法律援助等方面所应享受的社会救助政策，按照有关文件执行。

　　第八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单独设立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定期将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保障金转入社会保障资金专户，并通过专户及时足额拨付保障金。

　　民政部门应每年度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下年度保障金预算。

　　第二十八条 区县财政和民政部门应在每季度第一个月上旬，分别向市财政、民政部门报送上季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使用情况表》。经审核后，由市财政部门将市承担的资金和农村低保补助金拨付至有关区县财政社会保障资金专户。

　　第二十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在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必要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保证低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十条 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拨付及发放，应手续完备、账册齐全，接受财政、审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审计和社会监督。

　　第九章　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民政部门应设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机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从事低保管理工作，有条件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可以成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机构，应成立由主管领导和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最低生活保障评审小组，负责审核、评定工作。

　　第三十二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成立最低生活保障民主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由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人员、社区（村）委员会成员、居（村）民代表及其他人员5—7人组成。民主评议小组应当经社区居民（村民）代表大会民主推选产生。

　　第三十三条 区县民政部门应按照辖区内每100—200户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聘用1名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协理员，协助区（县）、街（镇）、居（村）低保工作机构从事最低生活保障日常管理工作。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协理员工资应不低于同一地区专职社区工作者的工资水平。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2004年11月30日发布的《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宁政办发〔2004〕159号）同时废止。



　　创造性是专利最重要的实质性条件，专利创造性判断在我国专利授权确权审判中是最重要的问题，[1]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虽然国际上一般承认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2]但美国的专利制度却是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典范。本文拟通过对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研究，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正确判断专利创造性提供帮助。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创设与发展
（一）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前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由司法创设是因为立法有空白。《美国联邦宪法》第8条赋予国会授予专利权的权力，但没有规定具体标准。专利制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模糊的“发明”标准。[3]专利性标准的最早参考文献来自1790年美国《专利法》，其只是简单要求“发明”应当“足以有用并重要”。[4]根据1790年《专利法》，由国务卿牵头，与战争部长、司法部长三人组成设置在国务院内的专利审查机构，时任国务卿、后来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弗逊（Jefferson）成了美国最早的专利审查员。杰弗逊被过多细微的专利所困扰，因此建议改变立法，拒绝对那些并不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发明授予排他性权利。[5]1793年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新颖性和实用性，此后，美国专利法被修正了约50次，但国会一直坚持专利的制定法标准仅限于1793年《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Hotchkiss案是第一个确立专利创造性的司法判例。在1793年《专利法》背景下，早期的司法判例曾经拒绝确立创造性制度。例如，在1825年的Earle案中法院拒绝认为专利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有其他条件。[6]1851年的Hotchkiss案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专利判例，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了初审法院给陪审团的一个指示，即专利性除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发明”被用来表述创造性。[7] Hotchkiss案开启了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史，为后来制定法中的非显而易见性条款播下了种子。由于“发明”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创造性，因此在此后各种判例中的适用非常混乱。[8]例如，在1875年的Reckendorf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进了在Hotchkiss案中的观点，引入了“创造性天赋”标准（“inventive genius” test）；[9]1941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在Cuno案中提出了“创造性天赋的火花”标准（“flash of creative genius” test）。[10]
在专利创造性制度被司法判例创设的初期，辅助判断因素很快就被第一次提出。1876年的Smith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被认为第一次采用了后来被称为“辅助判断因素”（secondary considerations）或“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 indicia of obviousness or non-obviousness）。[11]在1891年的Magowa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发明的商业成功是不应当被忽略的事实，在专利性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12]关于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1892年的Washburn＆Moen案较早地明确表示，发明的价值不应当放在与其背景相隔离的真空中进行评判，而是应当放在本技术领域的背景中进行评判，辅助判断因素有利于正确理解发明的背景。[13]
巡回法院建立前，美国早期的判例表现出两个司法学派的分野。1850年至1891年美国国会建立巡回上诉法院期间的诸多判决，在决定发明是否具备“发明”条件时，判断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形成了20世纪的两个司法学派：一派主张，发明的创造性判断应当结合发明作出的技术背景和产业发展状况来进行，应当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另一派则主张，发明应当隔离其技术背景来判断是否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只是参考现有技术中的对比文件而不关注本技术领域当时和之后的发展状况才有利于避免事后眼光（hindsight）。
（二）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
1891年巡回法院建立后，美国最高法院仍然在积极探索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具体规则。巡回上诉法院建立起来以及调卷令制度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能够选择其审理的专利案件的数量和类型。尽管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在1892年至1930期间，仍然表现出了对专利创造性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不断强调背景知识对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拒绝适用主观性太强的创造性判断标准。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强调要考虑发明的商业成功，认为发明者的成功应当作为专利性的考虑因素，而且明确地拒绝了主观且难以操作的“创造性天赋”标准，倾向于根据发明在结果上的技术贡献来确定其专利性。[14]
另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有时也忽视发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不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例如，在1935年的Paramount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并不重视发明在商业上的成功，对他人在解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失败也不予考虑。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只有要在对本发明是否显而易见有疑问”时，这些证据才能够“放在天平上衡量”。[15]
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Roosevelt）总统看起来对专利也持怀疑态度，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更加苛刻。在1938年给国会的意见中，罗斯福主张专利制度是“困扰国家的经济病”。二战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开展了一项反对专利滥用的运动”。[16]在1937年前的10年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了17个专利无效的同时只认定了2个专利有效。[17]在1949年的Jungersen案中，杰克逊法官写下了令当时的专利界震惊的著名断言：“美国最高法院对认定专利无效的热衷，将会使得只有美国最高法院的手够不着的那个专利才能有幸成为惟一有效的专利。”[18]
在20世纪初至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待专利和“发明”标准的路途中走得非常曲折，“发明”标准可以像橡皮一样被捏弄成各种形状以满足个案中的创造性判断，创造性判断的判例充斥着混乱和主观性，这导致了下级法院的困惑和专利界的迷茫。[19]正如汉德法官1955年在Lyon案中表示，“发明”也许是最为令人困惑的概念。[20]
二、《专利法》第103条与司法的互动
（一）第103条制定前后的司法动态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判决中缺乏统一的创造性判断标准，各方都呼吁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创造性。例如，1948年由著名发明家凯特林（Kettering）带领的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National Patent Planning Commission）制作的关于《专利法》状况的报告认为：专利制度最大的技术缺陷在于对于“发明”的界定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国家专利规划委员会呼吁“专利性应当通过发明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来客观地决定，而不是通过发明完成过程的性质来主观地决定”。[21]面对各种呼声，美国专利局安排首席审查员费德里科（Federico）起草《专利法》，全国专利法协会理事会安排瑞奇（Rich）参与起草。[22]1952年，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得以通过，其中第103条将专利创造性明确规定为发明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非显而易见性。
第103条的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相对于“发明”标准有了巨大的进步。虽然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最终还是主观判断，但基于创造性才能、天赋、火花、惊奇和激动等标准作出判断，与基于现有技术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的判断有巨大差异。这个标准不会使审查员和法官随意以各种主观原因认定一项发明不具备专利性，使得他们必须以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这样的词语来表述。虽然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能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决定仍是主观的，但这是一个可以举出证据的表述。[23]
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几年中，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等多数法院和美国专利局并没有正确认识并适用体现在第103条中的精细立法变化。1955年，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后的首个涉及专利性的案件，初出茅庐的第103条遇到了受到极大尊重的汉德法官来适用它。这个案件是Lyon案，汉德法官在判决中表示，1952年《专利法》体现了美国国会有意恢复Hotchkiss案规则的目的，而且将其提升为制定法。[24]其他几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随后采用了汉德法官对第103条的解释。[25]通过援引Lyon案，这些法院开始将认定专利有效的理由建立在“专利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以及是否这些区别“在发明做出时，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创造性判断方法和步骤符合了第103条规定的创造性标准。
虽然辅助判断因素没有被第103条所采用，但在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中却得到许多法院的重视。在1952年《专利法》制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等因素作为立法建议提交到众议院，但到最后，并没有辅助判断因素被制定法所确认，原因可能是辅助判断因素在案例法中的适用缺乏统一性。第103条制定后，随着汉德法官的指引，许多法院采用了例如长期存在的技术需求和商业成功等客观因素来判断显而易见。[26]
（二）Graham案的重要影响
1966年，第103条最终通过四个案件摆在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Graham案、[27]Calmar案、[28]Colgate案、[29]Adams案。[30]在三个涉及第103条的案件中，Graham案与第103条最为相关。克拉克（Clark）法官起草了Graham案的判决，他明确表示在已有的新颖性和实用性之外，制定法为专利性又增加了非显而易见性，法院应当抛弃“发明”标准。克拉克法官在判决中认为，第103条与Hotchkiss案有紧密的联系，二者都强调了发明的技术领域和在该技术领域的进步，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国会强调的“非显而易见”更有可操作性，而非容易导致不同理解的“发明”标准。[31]克拉克法官强调，美国专利局对第103条的适用应当“严格地坚持”在Graham案中所解释的1952年美国《专利法》第103条。[32]
Graham案是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司法变迁的里程碑，不仅明确了Graham案要素，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Graham案的判决书中列举了判断显而易见性时应当依据的事实要件：现有技术的范围和内容应当被认定；现有技术与争议权利要求之间的区别应当确定；相关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平应当明确。在这些前提下，再来确定技术方案是否显而易见，这就是所谓的Graham要素。Graham案还强调辅助判断因素，例如商业上的成功、长期存在但未满足的需求、他人的失败等，可能被用于帮助认定发明技术方案的最初技术背景，作为显而易见或非显而易见的标志，这些标准都具有关联性，可以用于帮助认定发明的最初技术背景。[33]在Graham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相信，恪守这里所确定的各种要求，将产生国会在1952年《专利法》中所要求的一致性和确定性。”在Graham之后，各巡回上诉法院应当在创造性判断过程中认定Graham案中确定的事实要件，[34]而且认为创造性应当按照发明作出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基于事后眼光。[35]如果不遵循Graham案的规则，法院的判决将会被改判。[36]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第103条的巩固
早在Graham案之前，美国联邦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CCPA）就在第103条的适用中确立了TSM检验法即“教导—启示—动机”检验法（teaching-suggestion-motivation（TSM） test）。[37]TSM检验法有利于防止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事后眼光，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81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成立后，继续坚持适用TSM检验法。虽然围绕TSM检验法一直存在争议，但TSM检验法无疑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的最大招牌，有力地促进了第103条适用标准的统一。
作为专利案件的惟一上诉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强调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已经被任命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瑞奇努力引导律师和法官在所有的创造性判断案件中都要考虑辅助判断因素。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马克（Markey）法官也强调辅助判断因素的重要性，他在一次演讲中表示，辅助判断因素在重要性上并不是辅助性的，他们的辅助性只是体现在时间顺序上。[38]在Stratoflex案中，马克法官强调辅助判断证据并不只是在对是否显而易见有疑惑时才使用，Graham要素需要全面考虑，并不存在优先的要件以忽视对其他要件的考察。[39]由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重视，1978年美国专利商标局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时正式规定创造性判断时要考虑商业成功和其他涉及创造性的因素。
三、KSR案对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发展
（一）KSR案之前对TSM检验法的争议
2007年KSR案[40]之前，有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TSM检验法降低了专利创造性的判断标准。199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对专利创造性标准举行了听证，听证会上惟一的争议在于专利创造性标准是否应当再严格一些。[41] 2001年，有学者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95年前15年间的判决进行研究，认为被认定为不具备创造性的发明的比例有所下降。[42]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题为《促进创新：专利法与政策的适度平衡》的研究报告。[43] 2004年，另一研究机构发布了题为《21世纪的专利制度》的研究报告。[44]这两个报告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案例为重点进行了研究，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不恰当地降低了创造性标准，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SM检验法的适用。
（二）KSR案对TSM检验法的评价
2007年的KSR案首先明确专利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守Graham案中确立的规则。最高法院在KSR案的判决中认为，对于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Graham案规则确定了宽泛的认定要件并要求重视可能有用的辅助判断因素，已确立一个灵活的判断方法，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统一性和确定性。[45]在KSR案中，最高法院分析了TSM检验法与Graham案规则的关系，认为适用Graham案规则与适用TSM检验法并不存在冲突。
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指出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MS检验法时存在的错误，认为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TMS检验法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能够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但并不能成为僵化的强制形式。如果死板地适用TSM检验法，正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KSR案中的适用，就会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规则不符。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创造性判断不能局限于教导、启示和动机的形式化概念，或者过分强调出版文献和公开专利的表面内容。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并不能将分析局限于过于机械的方式，事实上市场需求远远要比科技文献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将专利授予并没有创造性的发明，例如将已知要素组合起来的发明，将会剥夺现有技术的价值和用途。美国最高法院强调，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应当适用更为灵活的TSM检验法。[46]
（三）KSR案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
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指出适用TSM检验法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明确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规则。第一，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一错误是，认为法官和专利审查员只能受到专利权人试图解决的技术问题的限制，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激励专利权人解决的技术问题只是发明要解决的诸多技术问题之一。问题并不在于发明相对于专利权人是否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发明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在这种正确的分析前提下，在发明作出时本领域的任何需求和问题，以及专利本身所说的技术问题，都可能是将发明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的原因。[47]本领域技术人员与发明人认识到的技术问题可能不相同，发明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选择作为起点的现有技术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应客观地认定技术问题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提高了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
第二，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只能从现有技术中解决相同问题的因素中寻找解决办法。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定为一个不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过于死板和僵化。本领域技术人员在面临技术问题时不仅会考虑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的现有技术，也具有一般的判断、分析能力，能够将现有技术中的多个技术方案结合在一起，就像是玩智力拼图一样。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具备普通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个机器。[48]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实际上通过认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而提高了专利创造性的高度。
第三，“明显值得尝试”的情形应认定为显而易见。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适用TSM检验法的第三个错误是，即使一项专利的技术方案被证明是明显值得尝试的也不能被认定为显而易见。最高法院认为，当存在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需求或者市场压力时，会有大量比较明确的可预测的解决方案出现，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充分理由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寻找已有的解决方案。如果这只是可预料的成功，则解决方案只是普通技术和常识的结果而不是发明的结果。在上述情况下，明显值得尝试的组合有可能符合《专利法》第103条规定的显而易见。[49]最高法院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TSM检验法并不是认定显而易见的惟一方法。判断是否显而易见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多角度进行，在有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技术启示，技术方案也有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发明的途径有多个，并不因为发明人选择和认为的那条道路是曲折的，就一定要认定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最高法院主张更加灵活地判断创造性，客观上提高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第四，技术启示不仅存在于现有技术中，还存在于公知常识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适用TSM检验法中的第四个错误是，为了防止法官和审查员受到事后眼光的影响，过于机械地阻止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公知常识中寻求技术启示。[50]在认定事实时，专利创造性判断者确实要防止受到事后眼光的偏见造成的影响。[51]然而，过于严格地限制求助于公知常识既不必要，也不符合在先判例法。事实上，在2006年Patrick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TSM检验法事实上非常灵活，不仅准许，而且要求考虑公知常识。[52]美国最高法院强调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对比文件中表达教导、启示或者动机的文字，也不能过分强调公开文献和授权专利的字面内容的重要性，应当扩大现存解决方案的寻找范围，尤其是应当重视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技术常识中寻找解决方案的技术启示。
（四）KSR案的影响
KSR案对美国专利制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KSR案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使得此后的司法判例更加严格地适用创造性标准。在2008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两个涉及到专利创造性的案件作出了判断，均适用了KSR案确定的规则。在Agrizap案中，涉案专利是已知要素的组合，取得了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预料得到的技术效果，陪审团认为涉案专利有效，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陪审团的结论，认为已知要素的组合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53]在Ortho-McNeil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强调如果涉案专利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应当被认定为显而易见。[54]KSR案之后，美国专利商标局随后根据KSR案的规则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确保按照KSR案的规则进行专利审查和授权。
四、主要启示
（一）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为法律移植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德国比较法学家格罗斯菲尔德（Grossfeld）是主张法律不可移植的代表之一，他认为文化、地理、语言、宗教等都会阻碍法律移植，甚至提出“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规律”。[55]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习惯很难改变，尤其是一个职业共同体的习惯。在1952年《专利法》生效后，美国专利局仍然在专利性判断中认为如果缺乏“发明”则不授予专利，而且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也保持相同的习惯。[56]这种情况经过较长时间后才逐渐改变。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史表明，法律移植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美国专利创造性相关判例法的广泛移植，也佐证了法律的可移植性。欧洲和美国似乎是用了不相同的思路来规定创造性，但欧洲专利局的专利审查指南也专节规定了显而易见性。[57]欧洲专利局上诉委员会还专门解释了显而易见的含义。[58]美国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a）款的最后一句话是，专利性的认定不受发明完成过程的影响。[59]我国1993年专利审查指南就借鉴了此规定，而且这一规定在历次专利审查指南的修改中都予以保留。美国专利创造性的判例法的广泛移植还体现在判例的直接引用上。1979年美国有个判例涉及到带凹槽以排除表面水的碳刹车盘的发明。[60]《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1]《日本专利审查指南》引用了该案例，[62]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也引用了该案例。[63]上述事实佐证了沃森（Watson）关于现实中大量存在法律移植并认为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的主张。[64]
专利法是一个受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大的部门法，专利权国际保护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专利创造性制度法律移植的根本原因。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可移植性为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我国的专利审查和专利审判实践中，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规则将会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
（二）司法主导作用的启示
美国司法为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法没有规定专利创造性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通过判例创设并不断发展了专利创造性制度。享有盛誉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汉德法官对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起到重要作用，其在专利创造性判断中总是求助于辅助判断因素。[65]他多次解释了发明的技术背景知识对创造性判断的重要性，[66]其在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仍然坚持上述原则，直到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案中对辅助判断因素的正式认可。瑞奇在担任法官前参与了美国《专利法》第103条的制定，而且在担任法官后对于第103条正确适用起到重要作用。瑞奇一直在努力主张采用显而易见性标准，其在参与《专利法》修改中强调专利性“不应当被贡献完成的方式所否定”，瑞奇的主张体现在了《专利法》第103条的规定中。因为对第103条的制定作出了巨大贡献，瑞奇后来被称为“专利法创建之父”。[67]由于瑞奇对第103条的贡献，他在1956年成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的专利律师，后来，他被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他不断利用自己的职位促进第103条的正确适用，作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判决。[68]
美国的历史表明，如果法院对专利创造性的判断规则掌握得好，将会对专利制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如果掌握得不好，则可以导致专利制度的混乱。因此，我国法院应当重视专利案件的审理，加强相关制度的研究，促进判例规则的统一。美国的情况也表明，法官是最终裁判者，优秀的法官能够有力地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专利案件的正确审理，我国法院应当重视培养法官的业务能力。
（三）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启示
美国专利创造性制度的司法变迁表明，专利创造性判断主观性容易泛滥的主要原因有专利创造性条件固有的主观性、判断主体事后眼光的影响、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等几个方面。汉德法官很早就认识到专利创造性本身固有的主观性，表示：“我知道在回答创造性条件在每个案件中引发的问题时，不存在客观标准。”[69]并认为判断创造性根本上是主观判断，“创造性条件的缺陷确实是它的不确定性。”[70]事后眼光或事后诸葛亮也是创造性判断主观性泛滥的重要因素，正如麦肯纳（McKenna）法官在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中所表示：马后炮总是容易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就不再有困难。[71]判断主体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是专利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障碍之一，美国早期在创造性判断上表现出来混乱与判断主体的分散性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情况也表明，为了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主观化，应当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的统一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Graham案确立了判断创造性的事实要件，结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用的TSM检验法，美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方法出现了相对客观、统一的局面。第二，正确认定客观技术问题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美国最高法院在KSR案中就指出，不能局限于考虑专利权人意图解决的技术问题。[72]《美国专利审查指南》也规定，应当意识到有时发明人是为了不同于创造性判断者的目的或解决不同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相同的改进。[73]第三，重视辅助判断因素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专利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1960年的Reiner案中，汉德法官就认为辅助判断因素在判断非显而易见时相当于“路标”，辅助判断因素往往会使创造性判断者掌握的信息更加完整。[74]第四，对相同情况适用相同判断规则是促进创造性判断客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一些常见的发明类型确定统一的判断规则，正如KSR案中增加的一些类型化的判断规则，有利于客观地判断创造性。《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就列举了支持显而易见性的认定的几种具体情形，[75]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4章第4节有类似的规定，还可以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不断总结类似的规则。第五，专利创造性判断主体的集中和同质化有利于促进创造性判断的客观化。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后，专利上诉案件集中到了少数法官手中，法官的集中和同质性促进了创造性判断标准的统一。2009年起，我国所有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有利于我国的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向着更加稳定、统一的方向发展。
（四）专利创造性高度不断变化的启示
自从1791年杰弗逊建议不授予专利权给那些不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发明以来，美国司法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不断地变化。Hotchkiss案对专利提出了创造性的要求。1911年的Diamond Rubber案承认了即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进步较小也应当予以专利保护。[76]从1930年开始，罗斯福新政前的大萧条和国家经济困难影响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的态度，美国最高法院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要求更加苛刻。1952年《专利法》第103条制定后，对专利创造性高度的严格要求有所缓和。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认为授予美国专利的创造性高度太低。在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KSR案作出判决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否降低创造性标准进行了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回应了这种意见，在KSR案中提高了专利创造性判断的标准。
美国的情况表明：第一，专利创造性判断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就认为，由于专利的阻塞效应，给创造性高度太低的发明授予专利可能影响公平竞争，阻碍技术创新。[77]在美国出现的所谓专利丛林（Patent Thickets）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专利创造性的要求太低。因此，专利创造性标准应当适中，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二，专利创造性是一个裁量性规范，是贯彻司法政策的重要切入点。美国法院不断调整专利创造性的高度以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表明美国的司法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的。在我国的专利审判实践中，也应当重视根据我国专利制度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促进专利制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