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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初查”制度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刑事“初查”制度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初查制度存在强烈的争议，主要围绕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法律地位和必要性等方面展开。本文借此试图对初查制度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探究分析，旨在抛砖引玉。
【关键词】 初查 形成 法律依据 规范

一、刑事“初查”制度的形成
（一）“初查”制度背景折射
“初查”制度的提出决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同时折射了深刻的时代背景。
1、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立案标准的误解。1979年《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80年代初期，检察机关受理的经济案件立案材料多数是发案单位通过调查而提供的，已经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而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往往审查材料后即行立案。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自侦案件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久而久之办案人员无形中产生只有客观上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误解。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自侦案件举报线索迅速增多，其中匿名举报和举报事实不清的现象也在增多。检察机关为解决立案后“撤案”或“免予起诉”（不包含构成犯罪因规定免予起诉的情形）的问题，提出“提高立案质量，把好立案关”的口号，在确认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才能立案的观点。据统计，1990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结贪污、贿赂案件的案犯37972人，其中免予起诉22503人，占审结总数的59.2%。比1989年同期相比，免予起诉率上升14.1%。其中许多案件应该撤案的，却错误地被作免予起诉处理（1990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自侦案件免予起诉工作的通报》）。因而，加大立案前的审查或调查（“初查”）力度，势在必行。
2、80年代中后期，全国检察机关展开了立案竞赛，导致自侦案件的侦查质量明显下降。据1983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转发的通知》中有关数据统计，1983年第一季度全国受理的经济案件比1982年第四季度下降13.1%，立案的案件下降13.2%；陕西省案第一季度件受理数下降41%，立案数下降83%；浙江省第一季度有15个市、县（区）院没有立过一件经济案件。随后，1983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继续抓紧抓好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积极贯彻中央在《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要继续按照中央的部署抓紧抓好，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一批，杀一批。”这两份司法性文件直接掀起了全国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立案竞赛的序幕，也为后来检察机关一直将立案数作为自侦部门工作实绩主要评判标准埋下伏笔。但是，立案竞赛导致的危害后果是案件质量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在90年代初逐渐为全国人民代表所广泛关注，后来检察机关在征集人民代表意见时发现，问题关键在于立案质量不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后来的司法文件也是一再强调“初查”制度。
（二）回顾“初查”制度的有关规定。
据了解，“初查”制度最早的规定是在1983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自行侦查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暂行规定）》中，该文件第二节规定了“立案前的审查和立案”，其中“立案前的审查”就是初查的雏形，但是文件中没有使用“初查”一词。而“初查”一词最早是见于1985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会议的文件中。该文件在谈到信访部门的工作任务时指出：“信访部门比较适合承办部分控告、申诉案件立案前的‘初查’，以便能为自侦部门提供准确性高一些的案件线索。”199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加强贪污、贿赂案件初查工作的意见》对“初查”制度做出明确解释，“初查工作是对贪污贿赂案件线索立案前的审查”。199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加强举报工作的决定》第5条规定：“大力加强初查工作。初查是消化的前提和立案侦查的基础。”并对举报中心、自侦部门对于举报线索初查分工作了详细规定。1993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初查”作为人民检察院查处大案要案的一个重要程序和工作阶段。199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规定》进一步解释了“初查”制度，“初查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进行审查的司法活动。” 199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5条规定：“初步调查即初查。” 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为权威和系统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称《规则》）第6章第2节规定了“初查”制度。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第6条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
（三）“初查”制度的含义。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初”字有“初步”或者“初级”的意思，而“查”字则有“查究”、“查验”、“核查”、“查看”、“检查”之义。在刑事诉讼法语境论中，与“查”字相关的主要法言法语有“调查”、“侦查”和“审查”。那么，再将“初”与“查”个义相结合，“初查”则可解释为：初步调查，初步审查，初步侦查，初级调查，初级审查和初级侦查[1]。刑事“初查”制度究竟做何种解释，刑事诉讼法对此并没有做出立法性的规定，根据对“初查”制度的相关司法性规定的考察，发现“初查”有立案前审查之义，也有初步（立案前）调查之义，但未发现有“立案前侦查”或者“初步侦查”之义，这也是高检院有意区分“初查”与“侦查”，初查不是初步侦查，而是自侦案件立案前的一项重要的、独立的司法活动，以区别于立案后侦查活动。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探索“初查”则又是别具一格，多年来司法人员都已习惯了把“初查”当作“侦查”来对待，实质上“初查”也就是一种“准侦查”行为[2]，一种有限的侦查行为（不可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硬性规定），换言之，除司法解释对初查行为禁止性规定外，“初查”与“侦查”并没有本质性区别。
综上观之，笔者认为，“初查”在刑事法中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立案前的审查”、“初步调查”或者“有限的侦查”。
二、刑事“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
（一）“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关于初查制度法律依据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立案才是刑事诉讼的起点而不是初查，况且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规定“初查”制度，初查制度只不过是检察机关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程序，必然会扰乱正常的诉讼程序[3]。另一种观点认为，初查制度具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尽管该条款未出现“初查”字样，但是该条款中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
笔者认为，后者观点较为可取。而两种观点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立案”的理解，前者认为立案是诉讼的起点，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什么是立案呢？前者倾向性认为，填写决定立案书后才算立案，这种对立案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其实，立案是一项诉讼活动，是一过程而不是一个点，应包含受理、审查和做出立案决定三方面内容，其中“审查”与“初查”制度相对应。据此，后者认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已涵盖了“初查”制度的观点较为可取。但是，同时笔者建议，法律应当在条文中予以明确“初查”制度，以免产生各种不必要的误解。
（二）“初查”制度的诉讼地位。
关于“初查”制度诉讼地位的认识离不开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认识。如果否定“初查”制度是具有其法律依据的，那么必然认为“初查”是一项非刑事诉讼行为，而如果肯定“初查”制度有其法律依据，则认为“初查”制度不但是一项刑事诉讼行为，而且还是某些案件立案阶段的必经程序[4]。
笔者认为，“初查” 至少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阶段必经程序。其理由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通常具有犯罪行为隐密或举报时犯罪事实不清的特点，往往不能依据举报线索内容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是否应当立案。这样，需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符合立案条件，而获取据以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证据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初查。从检察实践角度看，如果在初查中成功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就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案件就容易突破；相反，如果不经初查程序，仅凭书面审查的结论来决定是否立案，就会贻误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有利时机，即使立了案，也会由于证据不够扎实可靠，而使案件侦破工作陷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因此，初查是人民检察院查办自侦案件的必经程序。实际上，公安机关在许多案件立案前都已经进行过“初查”活动，甚至是不破不立，以保证立案质量。对此，许多学者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初查”制度已经代替了侦查制度。笔者认为，实践中的确存在初查代替侦查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对初查的度没有很好地把握，因为初查是为立案工作服务的，所以一旦到达立案标准，初查即应终结。而侦查是为结案工作服务的，在立案的基础上查明事实的真相。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划分初查与侦查的职责。
（三）“初查”获取材料的证据效力。
由于对初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地位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初查中获得的材料能否作为诉讼证据材料使用，也是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1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据此，笔者认为，初查过程中获得材料尤其是言辞材料是否具有证明力，能否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主要不在于其获得的诉讼阶段，而在于其获得的手段和条件是否合法，因而初查获取的材料具有证据效力。但是，如果在初查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被调查人言辞材料，也应予以排除。
因此，检察机关通过合法的初查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
三、刑事“初查”制度的必要性
对刑事“初查”制度的必要性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认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采取“初查”制度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1、案件特殊属性决定初查的必要性。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侦查模式一般是由事到人，而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模式往往是由人到事。由于职务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和复杂性，加之举报线索很少能直接反映经济犯罪问题，多数是出自举报人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举报线索反映的问题很难查证属实。这样，只有借助初查程序对大量的举报线索进行筛选和过滤，从中找出有价值的犯罪线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一步查处犯罪，才能避免无的放矢、打击不力、浪费司法资源的被动局面。
2、案件主体决定的初查必要性。检察机关负责查办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其主体一般负责、主管或者经手某些公务性工作，具有一定的职务身份。对于这些案件，如果仅凭一件来历不明的匿名举报线索就决定对被举报人进行立案查处，可能正是由于检察机关一次不正确的决定，导致一个企业解散、一个无辜被举报人饱受舆论的压力，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取的。而从检察职能出发，我们知道，检察机关不只是承担打击犯罪的职能，而且也承担保护因举报失实的被举报人合法权益，因而检察机关本着对案件事实负责的理念、本着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负责的态度，对受理的职务犯罪线索进行认真初查确认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从某种意义上看，“初查”制度对稳定区域大局，服务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十二小时”规定决定初查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根据职务犯罪规律，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较强的抗审能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作案也往往手段隐秘、高明。如果不通过初查程序，而仅仅根据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标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恐怕在法律规定的12小时内难以攻克讯问对象。而事实上，当前检察机关在普遍采用初查程序的情况下都难以在12小时内攻克讯问对象，更不用说在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通过12小时来攻克讯问对象。基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和职务犯罪特点，初查制度的存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显得尤为的重要和必要。
4、不立案答复制度决定初查的必要性[5]。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在答复署名举报人时，如果仅根据举保人提供的线索再加上办案人员的主观“认为”就做出不立案决定，恐怕难以让举报人信服，也难以平息诸多上访事件。实际上，检察机关在答复署名举报人时，其决定不立案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附随大量的书证材料和证人证言。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初查制度。就此而言，初查制度是缓解干群矛盾、平息上访和维护地方和谐稳定的推进器。
5、案件质量决定初查的必要性。自侦实践证明，撤案，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无罪判决以及错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无不源于错误立案，而错误立案又基本源于初查不到位、不彻底和不科学。因而，初查在保证案件质量和最大限度防止错案发生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反，如果在立案（狭义）前不设置初查制度，那么根本无法保证自侦案件的成案率和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的正确率、起诉率和判决率，也即无法保证案件质量，并且产生不良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刑事“初查”制度的规范化
初查是自侦工作中最基础、最前沿的工作任务，但同时也是自侦工作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理论界对此缺乏必要、深刻的研究，司法界对此缺乏严格、可行的规范，致使目前初查工作的质量不高、规范性不强，直接影响立案工作和侦查工作。基于此，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对初查工作的规范。
（一）规范初查线索。
规范初查线索，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和科学的评估机制。侦查部门应当指定专人统一管理案件线索，建立档案，逐件登记线索来源，涉案单位及人员，反映的事实、性质，侦查人员及线索处理情况，并定期核对。线索一旦流转须办理书面手续，有关责任人对线索应及时分流、处理，不得积压。就线索评估而言，应成立评估小组，小组成员由自侦部门负责人和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组成，集体评议。必要时还可以根据需要商请有关人员参加，并做好保密工作[6]。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初查工作的及时性，而且还可以提高初查工作的成功率。
（二）规范初查方式。
根据《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初查可以进行书面审查，也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措施，如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方式，但不得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等方式。这是对初查方式总括性、原则性的规定，所有的初查活动都应当遵守。但是，《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对初查方式适用的程序未做出严格规定。例如，侦查人员初查期间的回避程序、询问有关人员时谈话持续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和侦查人员在运用初查方式时明示身份、告知被询问人员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内容。因而，在《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或者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应进一步加以规范。
（三）规范初查标准。
规范初查标准，在内容上将初查与侦查进行区分。按照一般司法实践的做法，初查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十二点策略”上，即初查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资料；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投资及存款等资金情况；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房屋购置情况；本人及家庭成员购买保险的情况；是否存在有以父母、配偶、子女和其它亲属名义开办私有公司的情况；子女是否在境外或者收费较高的学校就读的；是否有护照以及出境情况；是否有赌博、嫖娼等劣迹的；是否有公开或秘密的情人；是否购买车辆和长期占用他人车辆的；与业务单位有关人员密切的电信交往情况；与业务单位有关人员私下密切接触的情况等。这些待初查内容侧重体现为外围的、泛泛的调查，而进入侦查环节则集中侦查与案件相关的书证材料、口供材料和证人证言材料。此外，还应规范初查终结标准，要求侦查人员在提请不予立案时，对每一项初查内容辅以相应的调查材料，而且对每一项事实的调查结论都要有合理的分析判断，不能凭空猜测而妄下断论，以防该立案的不立案。
（四）规范初查考核。
从制度上健全对初查工作的考核是提升初查能力和效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立案、结案、起诉和判决等工作环节，具有一套比较完整成熟的考核审查制度，它对促进各级检察机关在这些工作环节上的能力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对初查工作的效率、质量、组织和监督的考核工作，大多还只是由各检察院在内部进行的，标准和要求不尽相同，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外部的、统一的考核机制。这对促进初查工作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应通过一定的调研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

注释：
[1] 参见 张复友 著《刑事初查的理性思考》，载于《法律评论》第2002-18期，第 123 页。
[2] 参见 郭李新 主编《检察机关侦查实务〈举报初查·立案技巧·强制措施〉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3] 参见 姜焕强著《论初查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载于《河北法学》第2005-1期， 第 146 页。
[4] 参见 张惠明 著《论初查的法律依据及其相关问题》，载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调查与研究》第22期。
浙江省大大常委会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

（1993年5月8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1年6月29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2001/07/04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归侨和侨眷，依照《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范围确定。
与华侨、归侨有五年以上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在申请认定侨眷身份时仍保持扶养关系的，应当认定其侨眷身份。
侨眷身份不因华侨、归侨死亡而丧失。因与华侨、归侨以及华侨、归侨子女有婚姻关系或者与华侨、归侨有扶养关系而取得侨眷身份的，在婚姻关系或者扶养关系依法解除后，其侨眷身份自行丧失。
第三条归侨、侨眷身份需要确认的，须持所在单位、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根据其人事档案、本人提供的有效证件或者户籍登记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确认前条第二款所指的侨眷身份，申请人应当提供公证机关出具的扶养公证。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侨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本行政区域内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
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建设、公安、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
第五条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其公民的权利和阻碍其履行公民的义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特点，给予适当照顾。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对归侨、侨眷给予关心和扶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六条华侨经批准来本省定居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安置。
鼓励华侨科技人员、出国留学人员采取兼职、咨询、讲学、科研和技术合作、技术入股、投资兴办企业等形式，来本省工作或者服务，并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优惠待遇。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为华侨科技人员、出国留学人员在本省工作或者服务落实各项优惠政策。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维护归侨、侨眷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对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的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和归侨退休生活津贴，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归侨、侨眷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其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当地民政部门应当及时为其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并给予适当照顾。
第八条地方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是团结、联系广大归侨、侨眷的人民团体，代表归侨、侨眷的利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开展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合法的社会活动。
地方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九条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地方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应当依法做好推荐归侨、侨眷代表候选人的工作。
第十条鼓励归侨、侨眷利用自身优势兴办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并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享受有关优惠待遇，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归侨、侨眷投资开发经营荒山、荒地、滩涂，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生产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和鼓励，并按有关规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助。
第十二条归侨、侨眷在省内兴办公益事业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鼓励和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其财产不得侵占、破坏。第十三条归侨、侨眷对其私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租用归侨、侨眷的私有房屋，应当依法签订和履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应当明确租赁期限，依法进行租赁登记。租赁期满，出租人有权收回房屋。
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出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
（一）累计一年不交租金的；
（二）擅自改变承租房屋结构的；
（三）擅自将承租房屋转借、转租的；
（四）其他违反租赁合同行为的。
第十四条因国家建设或者城镇建设需要，依法拆迁归侨、侨眷的私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拆迁人应当按国家和省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给予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被拆迁房屋有庭园、天井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补偿。
拆迁建国后经批准用侨汇购建的房屋，产权所有人要求保留产权的，拆迁人可以用同类地段的房屋与产权所有人进行产权调换，结算差价时对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部分，不结算差价。产权人不要求保留产权的，按照货币补偿标准提高百分之十予以补偿。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五条因村庄和集镇统一规划建设拆迁归侨、侨眷的私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应当按不低于原建筑面积给予安排住房或者折算给予合理补偿。归侨、侨眷要求自建住房，应当符合村庄和集镇规划，其宅基地面积按照当地规定的上限标准内适当照顾。
华侨要求翻建其祖屋的，需重新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批准；翻建房屋影响规划的，可以另行安排不低于原面积的宅基地。
第十六条归侨、侨眷经批准全家出境定居，要求保留对原居住公有房屋承租权的，可以与该房屋产权管理单位签订协议，确定保留期限，保留期限一般为一年。保留期间，该房屋不得转租，转租的，该房屋产权管理单位有权收回使用权。
第十七条归侨、侨眷在国外的亲属去世后，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可以回原籍安葬的，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妥善安排。
第十八条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报考本省各类学校，在录取时给予适当照顾；报考侨务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的学校或者华侨捐资兴办的学校的，给予优先录取。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归侨、侨眷要求在本省就业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培训、推荐等措施，予以扶持和帮助。用人单位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第二十条归侨、侨眷从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到其父母或者配偶在本省的住所地落实常住户籍。
第二十一条华侨子女在国内监护人所在地就读幼儿园、中、小学的，应当视同就读地居民子女办理就学手续，收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对来本省就学的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侨子女，公安机关在给予出入境签证、签发居留证件时，应当视其就学期限延长签证及居留时间。
第二十二条归侨、侨眷的侨汇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冒领，不得非法冻结、没收，不得滞付，不得强行借贷。
第二十三条归侨、侨眷与境外亲友的通讯、往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限制和干涉。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毁弃、隐匿或者私自开拆归侨、侨眷的邮件。归侨、侨眷的邮件发生丢失、损毁、内件短少的，邮政部门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按规定赔偿损失。
第二十四条归侨可凭省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归侨证》，侨眷凭其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侨务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侨眷证明，提出出境探亲访友申请。公安机关在接到归侨、侨眷提出的申请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收到审批结果通知的，有权提出查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作出答复。申请人认为不批准其出境的决定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有权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公安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和答复。
归侨、侨眷确因境外亲属病危、死亡或者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并符合出境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效证明优先办理手续。
第二十五条归侨、侨眷经批准短期出境探亲的，在批准的期限内保留其户籍。所在单位不得因其出境探亲而收取保证金、抵押金。
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归侨、侨眷职工在批准出境探亲期间的工资、假期等方面的待遇按有关规定办理。
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归侨、侨眷职工出境探亲，可参照前款规定办理。
居住在农村的归侨、侨眷出境探亲，因故不能按期返回的，在落实转包责任后，其土地承包权三年内可以不作变动。
第二十六条经批准出境定居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归侨、侨眷职工，在取得前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入境签证之前，所在单位不得无故辞退或者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在取得前往国家或者地区的入境签证后，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所在单位应当为其办理离休、退休手续；不符合离休、退休条件的，应当为其办理离职手续。
经批准在境外定居的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职工，可以委托亲友持本人生存证明书，向原单位或者指定的机构领取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归侨退休生活津贴，并允许按规定兑换外币汇出境外。
第二十七条归侨、侨眷申请自费留学，符合规定条件的，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应当及时给予办理有关手续。在办理手续期间，不得令其辞职或者退学；在境外留学期间，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保留其公职或者学籍。
第二十八条归侨、侨眷因继承或者接受境外亲友的遗产、遗赠或者赠与以及处理其在境外的财产需要办理有关手续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为其办理，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二十九条违反《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和本办法，侵犯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归侨、侨眷有权要求侨务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受理部门应当在接到书面要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归侨、侨眷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第三十条违反《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和本办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关主管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主管机关的处理决定，应当告知同级政府侨务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居住在本省的眷属及外籍华人居住在本省的眷属的权益保护，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