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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再审案件的调解工作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具有简便灵活、经济高效、易于执行等显著特点,便于化解矛盾,是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从更高层次上促进社会稳定需要的工作方法和结案方式.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也应当以强化抗诉书说理为基础,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作,在提高办案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共同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充分运用思想疏导、执行促进、借助外力等灵活多样的调解方法,达到定纷止争的目标,真正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做好诉讼调解工作，能及时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减少上诉、申诉、上访等缠诉现象，有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使人民法院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再审案件的调解率低原因
一、 诉讼调解有以上如此多的优点与好处是公认的，但再审案件的调解又是另一番风景。在诉讼法学界，谈到诉讼调解一般都指一、二审案件的调解，鲜有谈到再审案件的调解。这是理论界的现象。在实践中，再审案件的调解率与一、二审案件的调解相比更是低得可怜，一般一审案件调解率都在70％左右，而再审案件调解率，以笔者所在地区法院为例，2001年以前调解率几乎为零，调解再审案件如凤毛麟角，2002年以后再审案件调解率在10－20%之间，造成此结果有多种原因。
（一)从理论上看，《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谈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条讲的是法院调解的操作程序，且为一审的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规定有调解，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理论界鲜有谈到再审案件调解的原因。直到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才明确提出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
（二）民事案件从案件本身上看，案情重大、复杂、疑难，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许多再审案件是经过一或二审判决，被提起再审立案。原因是未将事实认定清楚，未理清法律关系，适用法律有错误等。所以再审案件调解难度大。
（三）民事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观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不如少说话，庭审后交法院审委会一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惹火烧身。
（四）民事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激烈，积怨久远，应当说被提起再审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已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大，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难度相当大。
（五）直言不讳的说，再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面对的再审案件不仅仅是面对双方当事人，还要面对原审法官。再审承办法官对再审案件作较多的调解工作，发表较多的言论、意见，势必触及到原审法官之失误，再审法官与原审法官将产生矛盾，要得罪人，如果将案件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就可避免得罪原审法官，少产生矛盾，也减少自己工作量。
（六）再审案件重大、疑难的特点也决定了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在客观上就增长了法官调解的惰性。
再审案件调解率低有这么多原因，是否再审案件没有调解的必要?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更应加强调解工作，调解十分必要，首先：一审之后还有二审和再审；二审之后还有再审，而再审就是人民法院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最后一道防线，如再审都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更易激化矛盾，甚至致使当事人走极端，而使案件民转刑，影响社会稳定，其次，若再审案件不加强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就未得到缓解，矛盾没得到解决，没有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判决后，当事人还是上诉、申诉、上访不止。第三，再审案件判决结案，无形增加了上级法院、执行机构的压力，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司法效率的实现。
如何搞好再审案件的调解，笔者认为，除应遵循民事调解工作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外，还应针对再审案件的特点，因事制宜，有的放矢进行调解。再审有别与一审、二审，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再审案件已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能有错。其次是再审案件案情一般都较复杂、疑难，三是再审案件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冲突较大，甚至当事人之间诉讼多年，积怨久远。四是再审案件涉案的社会背景复杂，社会影响重大，一件再审案件，一般是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判不服，长期申诉、上访，为此社会群众、新闻媒体、上级法院、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关注，五是再审案件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而再审的，所以理所当然涉及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二、再审案件调解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强调法官调解之责任。思想是指挥行动的路标，认识不到位，行动就肯定迟疑。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大，又涉及原审法官之业务能力的评判，这就使承办法官有畏难情绪，再加上再审案件一般都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这就更滋长了承办法官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的情绪。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审法官的个人禀性素质及法官对调解的态度。对当事人来说，即使案件有调解的可能，作为当局者的当事人也未必能看清形势，况且当事人还可能存在影响达成调解的心理障碍。所以，应强调法官的调解责任，增强法官调解的主动性，这是其一。其二对再审案件产生畏难情绪，少作或不作调解工作，以判决结案，反过来说当事人对再审判决不服，又上诉或申诉时，你自己将可能成为当事人指责的对象，你也就处于原审法官被评判之地位，这对再审法官不利。其三，如对再审案件作好调解工作，当事人彻底的定纷止争，双方和解，矛盾消除，案结事了，调解结案就是对再审法官工作的肯定。所以再审案件的法官应彻底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再审案件的调解工作。
（二）加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学习，提高调解水平。再审案件源于一、二审案件，但再审工作难于一、二审，再审案件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如何理清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认清案件的实质，如何找到调解工作的切入点、突破口，这就要求再审案件的主办法官要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已的业务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许多案件调解成功与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理清案件的法律关系，找准调解的切入点。当然这还要求法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法官在平时要多学习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以司法为民的思想重新体会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来提高自己的调解技巧与艺术。
（三）进一步强化庭审，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或虽然案件事实已清，但当事人并没明白，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超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不好，也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他们底气自然全无，调解协议顺理成章的就达成了。
（四）案件事实要清楚，但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此时应跳出追求客观真实的怪圈，再审法官不要拼命追求客观真实，而是要立足于“追求”客观事实，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以法律事实作为定案依据。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是他，而不是法院。不要为此缠诉缠访。这对再审案件中不服案件事实的认定，认为认定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有差异，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调解有奇效。
（五）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七）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就有该案原承办法官，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可谓得来全不费功夫。
（八）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如前所述社会群众、党委、人大、政协、政府都有关注，对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如社会群众是关心法院审判工作，党政机关是为了法院的司法公正，这种监督，人民法院应接受，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少数个别人在申诉人背后搞幕后操纵，妄加评说人民法院裁判，此时再审法官要一方面对当事人作疏导说服工作，另一方面针对纠纷的“后台”的反向操作，予以严词批驳，“后台”倒了，纠纷也平息了，调解自然就会成功。
（九）对因再审案件重大、疑难，原则上可交审委会讨论决定，从而客观上增加了法官调解的惰性这一特点，对再审法官要切实实行承办法官责任制，要求承办法官及合议庭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案件处理意见负责，同时以调解成功率、当庭裁判率，减少上诉、上访案件率等指标，考核再审案件承办法官的业务能力，培养和促进再审法官调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十）再审案件要调解成功，再审法官还有个观念应该转变，就是案件的处理过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无缺的判决结果，而要去找到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在你一接受再审案件时你就要有寻找纠纷解决最佳方案的意识，当然案件最终判决结果你还是要成竹于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纵观再审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维持原判的不在少数。笔者所在法院，再审维持率在20－30％，监督庭的法官对这个情况都了解，为什么一审、二审、再审都是这个结果，当事人还不服呢？出现这一情况，应该说法官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承办法官只追求了正确的判决结果，没去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对待此类问题，再审法官只要跳出一审、二审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公德、道德等作为依据，寻找当事人双方能够接受的案件最佳处理方案，从而调解结案，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十一）热忱对待当事人，创造调解的良好氛围。热心接待案件当事人，是调解工作都应遵守的规律，这里提出来讲，是作一强调，因为再审案件当事人，能够使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不回避的讲，也有其缠诉、缠访的原因，且基本上都是因当事人申诉而再审，再审法官是清楚这点的。为此，在处理再审案件时，对当事人法官就热情不起来，心中有这些人是无理取闹的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是内因。外因是再审案件的当事人对原裁判有意见，有看法，而原审裁判是你法院、法官作出的，所以对法院、法官是有意见的。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调解的基础和氛围与一、二审审判比要差得多，但如要调解成功，这样的氛围是不可能。为此，再审法官要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热情接待当事人，营造调解氛围；要从树立维护人民法院整体形象的大局出发，以纠正和改变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偏见为已任，创造调解的基础。
（十二）再审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检察机关要参与，还有些再审案件，虽然不是检察院提起抗诉而再审的，但当事人去反映过、信访过，检察院较关心处理结果。对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这些案件，如何调解结案，就要涉及到与检察机关的工作配合。一直以来对待检察机关的抗诉，存在你抗你的，我判我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不正常。首先，法院和检察院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专门机关，职责都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护国家、集体、人民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力等；其次，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相互之间是同志关系；第三，检察机关抗诉是为了确保法院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纠正错误，维护人民法院公正的形象。
有人认为，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就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协商自愿达成的，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就是对调解协议的确认，因此，当事人对调解解决的案件不能提起再审，这种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调解协议虽然是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自愿协商达成的，但从实际情况看，确实还存在违反当事人意愿强迫调解、违法调解的情况，也存在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情况。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实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刘洪涛

内容摘要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如何对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对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在纵向关系上，公立高校通常被界定为行政组织的一种。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沿袭这种理论，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制订的高校内部规则不具有可诉性。另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规则普遍将特别权力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杂糅在一起，十分不利于学生权益的维护。 本文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具有行政色彩的特别权力关系以及不具有行政色彩的民事关系为脉络，着重从维护学生权益的角度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定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公务法人　特别权力关系　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
高校内部规则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tudents is a wide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realizing the nature and legal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 universities belong to public welfare institute, looking form administrative angle, universities belong to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There is the noun “Public interests legal person” in Germany and Frances’ administrative theory, they ten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s “special power legal relation”, which the theory of china has inherited and created the theory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 under which the regulations made by universities can’t be suited in court. Furthermore,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ies often confuse the special power relation with civil law legal relation, which is a barrier to advocate students’ righ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special power relation and civil legal relation, describing the legal rel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from the new angle of being responsible for students’ rights,


一?公立高校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一）我国理论界对公立高校性质及法律地位的定位
我国《民法通则》以是否营利为标准,将法人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其中非企业法人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公立高校属于其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对此并无争议。从纵向关系上看，我国学理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
作为事业单位，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比较特殊。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如高校购置办公用品时即以民事主体身份而与供应商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公立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据其公法职能对学生、教师等内部人员行使管理权力，与之发生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高校做出对学生开除的处理决定等。
（二）比较法视野上的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公务法人
对于高校的法律定位，我们不妨从比较法的视野做一下横向比较。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营造物”的概念。按照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的解释，公营造物即“掌握于行政主体手中，由人与物作为手段之存在体，持续性地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在欧陆国家，公营造物又有公务法人之称，即为特定公共目的而服务的公法人。公务法人可以分为若干种类，我国台湾学者一般将公务法人分为如下类别：1服务性公务法人，如邮局、电信局等；2文教性公务法人，如公立学校、图书馆等；3保育性公务法人，如医院等；4民俗性公务法人；5营业性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公务法人是依公法而设立的法人，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对公法与私法存在着严格的划分，高校即属于依照公法而设立的公务法人。其次，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公务法人的职能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与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极为相似，两者都注重主体的公共服务职能，并赋予主体在必要时候对这种公共需要进行管理的权力。但两者在语意上略有不同，我国的事业单位法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称谓，而大陆法系的公务法人显然体现了纵向各上的“公务”与横向上的“法人” 两种关系，公务法人这一概念对该类组织性质及法律地位的表述一目了然。
在德国行政法理论中，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也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法律地位，即公法上的权力主体和私法上的民事主体。公立高校作为公务法人，具有如下特点：1.公立高校是独立法人主体；2.公立高校是非营利性机构，国家设立高校的目的是提供教育服务、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而不是攫取利润；3.公立高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教育需求，并在必要时对这种需求予以管理。这一点对高校的定位至关重要，高校更主要是作为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管理机构而存在。
　　二?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特别权力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发生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理论界一般将这种关系定位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即行政主体对其内部人员基于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形成的法律关系，如国家机关与其内部公务员之间、高校与作为其职工的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公法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德国，在传统的德国公法学理论中，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基于主权作用，在其管辖范围内行驶公共权力所形成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外部行政关系。后者则是指行政主体在一定范围内在其内部基于内部关系实施管理所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类似于我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内部行政关系，如公务员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强制形成的，也可以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形成方式，权力主体对相对方均有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都负有服从的义务。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但是作为严格的法律术语，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从法律层面上讲，纳入法制管辖的各种关系即转化成为法律关系，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一旦转化为法律关系就毫无例外的受到司法管辖。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并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国行政法理论界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本身存在着逻辑缺陷。因此，特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更为合理。
高校在依教育法律法规或高校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存在，高校依据国家赋予其的提供教育服务并进行管理的公法职能行使特别权力，学生负有服从容忍之义务，此时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特别权力关系，例如高校规定学生不得违反考场纪律，即是依公法职能进行管理，学生负有服从与容忍之义务。
（二）平权型法律关系
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平权型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法律关系。
相比特别权力关系，在平权型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身份平等，即双方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2.权利义务平等，高校与学生均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3.意志形成自由，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现象，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不是他人强迫的结果。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对收缴学费关系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下，学生支付的费用依旧不是其学习费用的完全对价，故这种关系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应划为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在公立高校学费制度后，学生支付的费用虽不完全等额于教育资源消耗，但毕竟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对价。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从根本上否认学费收缴关系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次，高校不能因学生的不缴纳学费行为而给以行政分或处罚，故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国家财政支持高校运作的费用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例如国家财政对学生贷款予以部分贴息，不能因为财政支持而将学生与银行之间贷款关系归纳为行政关系。
三?特别权力关系视角下的高校内部规则
（一）高校内部规则的性质
高校内部规则即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监督管理，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高校通过内部规则进行管理是其约束内部成员的主要方式，是落实高校教育管理职能的细化手段，是特别权力关系中高校基于其教育管理职能而对学生的行为做出的规定和约束。正是由于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高校内部规则才既区别于一般的外部行政法律法规，又区别于其他的社团内部规章。在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享有公法权力，使其制定的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法效力，不同于一般团体制定的内部规则，如私营企业对其员工的纪律约束；同时，高校内部规则是对高校内部学生的管理和约束，又使其区别于其他普遍性的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法律规范。因此，高校内部规则是特别权力关系下高校的内部管理规定，对内部学生具有约束力。
（二）高校内部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高校内部规则既然是进行高校管理的必要手段，并且其制定有着法规和法理依据，那么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内容合法合理的高校内部规则，其效力是无庸置疑的。关键在于高校内部规则合法及合理的认定标准，合法可以分为内容合法与程序合法。
内容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内容符合法律原则、法律规范。高校的内部规则首先应该遵循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规范，不违反教育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不应与以上法律法规的原则相抵触，更为重要的是，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原则性问题上（如退学权），高校内部规则的实施标准不应严于宪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尽管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出于高校自主管理的考虑而将这项权利更大程度地留给高校自主行使，但在事关学生基本权利的问题上，高校显然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标准、范围内予以制定细则。否则，在事关公民受教育权问题上将出现法律漏洞，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也缺乏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高校内部规则往往是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的进一步落实，是学校的“基本法”。这一“基本法”的实施显然关系着作为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
程序合法即高校内部规则的产生、修改、通过等程序均应符合法律规定，执行高校内部规则的行政行为也应该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从制定上来讲，高校内部规则应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因为高校内部规则是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基本权利的“高校基本法”，公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定宪法，相应地，学生也应参与到事关其基本权利的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中来。然而，我国《高等教育法》将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权力全权交由高校校长行使，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校校长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高等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大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生这一高校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参与高校管理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而却鲜明规定了校长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现代法治的悲哀！
　　至于合理，则是指高校内部规则的制定、实施、规则内容、处分标准等均应体现公正合理的法理精神，例如不能因上课迟到而给予留校察看的处分。因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这种内部管理规章中未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可能不具有可诉性，可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应该确认合理性原则，或者提供一个参考意见。既然我国当前教育法律法规尚未解决内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其合理性问题缺乏相关规定就不足为怪了。
（三）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性
高校内部规则的可诉与否，实际取决于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诞生伊始，其不可诉性便得到广泛确认。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的内部行政关系学说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传统，以致现行的行政法律法规对特别权力关系下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缺乏明确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为数不少的高校开除学生的案件。
实际上，特别权力关系排除了法治行政原则的适用，因而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行政法的批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仍可能存在涉及相对方基本权利的事项，如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公务员的辞退等。然而按照传统的行政法学法理，这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没有可诉性，而是完全按照高校内部规章来处理。这在当今法治社会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为法律调整留下了空白地带。德国行政法学界对此反应犹为激烈，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2比较权威的划分方法是依行政行为是否涉及相对方的基本权利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对于管理关系，例如拥有特别权力的管理者对其内部人员的服装、仪表、作息时间规定等，属于内部行政规则，不能提起诉讼。对涉及基础关系的决定，即公务员、军人、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决定，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学界的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法学界意义深远，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
特别权力关系不可诉的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打破，然而内部行政关系的可诉性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且现行法律并未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解决的范畴，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现象，例如学生对高校取消学位行为的不服进而提行政诉讼。在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法律规定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我国行政法律应该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方法，为包括高校内部规则在内的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问题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随着法治社会的构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越来越多地国外学者不满足于内部行政关系中只有基础关系才有可诉性，学者们不断提出即使不涉及基础关系的管理关系，一样具有可诉性。如学生荣益称号获得权等，也应该纳入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原因是这些荣益称号可能为获得者带来升学、就业等便利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深入剖析受管理者愿意接受高校章程约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国外行政法理论走得更远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还在为特别权力关系是否可以纳入司法管辖而徘徊。
过于强调司法管辖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低效甚至枯竭，因此上面这种观点有唯美主义之嫌，然而它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将荣誉称号的授予权赋予司法管辖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可不可以考虑由法律或教育规章来规范荣誉称号的评定标准和程序呢，什么样的学生是三好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学生干部，最好落实到量化的指标，例如对成绩设定一个硬件条件。退一步讲，司法不管辖此类问题，高校也应该制定出具体标准，对此标准的不认同，应该纳入法律最终解决的轨道。　　　　　
四、我国当前实践中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误区及对策
（一）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