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构成绑架罪还是非法拘禁罪？/郭远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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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 秘鲁


中国－安共体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首次外长级会议联合新闻公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卡罗琳娜·巴尔科·伊萨克松、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卡洛斯·萨韦德拉·布鲁诺、秘鲁共和国外交部长阿伦·瓦格纳·蒂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外交部长罗伊·查德顿·马托斯、厄瓜多尔副外长爱德华多·莫拉和安第斯共同体秘书长费尔南德斯·德索托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了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首次外长级磋商会议。外长们在诚挚、友好和务实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安第斯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对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

　　一、双方高度重视并积极评价彼此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认为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推动双方关系长期、稳定、全面发展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双方同意加强各级别的政治磋商与对话，开展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交流，不断增进相互了解与互信。

　　二、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同安共体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有利于各方的共同发展，双方同属发展中国家，承认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中国政府承诺促进同安共体的合作。中国和安共体各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双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公司、企业增加接触，交流信息，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并愿为对方企业和人员参与本国经济建设提供必要便利。双方拟在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能源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农业开发等领域确定和实施交流与合作项目。

　　三、双方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在法律、文教、新闻、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中安双方都重视在反对非法毒品及其相关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强协调机制，开展反洗钱和反贩毒斗争，并防止这些犯罪活动被用于资助世界恐怖主义。

　　五、安共体各国外长重申，安共体及其各成员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所作的努力，确认不与台湾建立和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进行任何官方性质的往来，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六、中国政府重申，支持安共体成员国在一体化进程方面的努力，视安共体为重要的次地区对话伙伴，重申愿意通过共同实施全面战略，支持和促进安共体融入太平洋地区。

　　七、双方重申，坚持奉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有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并为解决国际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而增进国际合作的宗旨和原则。

　　八、双方表示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希望为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安全的世界而开展合作。双方愿为此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九、双方对经济全球化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挑战表示关注，愿就发展问题交流经验，协调立场，积极合作，以消除贫困，保持经济发展，并通过推动可持续发展，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十、双方同意加紧全面落实本次外长会议的后续行动，并确认就政治关系、经贸和科技合作、文化交流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每两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磋商，还将不定期举行其他层次的磋商；双方外长如认为必要，可适时进行外长级磋商。双方商定首次副外长级磋商将于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


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 叶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体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国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知法、懂法和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也大大提高。公正裁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公正这一方面，人民群众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不少案件，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实体裁判上都没有错误，并且也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解释和息访止诉工作，但当事人仍不服裁判结果，甚至社会上的群众也认为裁判结果有误，其原因究竟在于何处呢？说到底，就是因为法院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统一。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符合社会正义的相对独立的一般认识，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否包含着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两个方面。所谓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就是指除当事人以外的在范围上不确定的社会大众对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所持的认同与否的态度；而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则是指法院审理的某一具体案件在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上及裁判结果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坚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已成为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宣传文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提法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其他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对具体案件所作出的裁判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应该得到当事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即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一般是一致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之间出现有差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的滞后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的不统一
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法律是理性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认知后的总结。然而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可能由于各种事因的制约而不能穷尽认识对象的所有方面，出于这种认识结果而制订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具有了先后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作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法律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其目的是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调整，这就要求法律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规范性以及不任意变化的稳定性，然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就开始了一场全方位的嬗变，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同时促进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许多法律在制订时虽具有一定的应时性和超前性，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异常迅猛，使法律在制订后不久就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法律的预见性、超前性与繁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之间出现不一致，造成法律力求实现的正义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
二、法律自身的逻辑性与社会传统思维习惯的不统一
任何社会规范及行为准则都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法律规范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社会传统的思维逻辑习惯与法律规范的逻辑有时会出现不同，就势必会造成社会大众从传统社会思维习惯的角度出发而对建立在法律逻辑基础之上的司法裁判结果产生抵触。例如，一位父亲一怒之下将其经常虐待家人且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儿子杀死，在一般群众眼中，他无疑是“为民除害”的英雄，而法律却可能因此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可能就不会为群众所理解，从而出现群众联名请愿，要求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情形。此时，司法机关的司法“为民”就会与为民除害的“为民”产生冲突，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情形。
三、司法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群众普遍知道的一个审理案件的基本准则，一般情况下，法院只有查明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之后，才能在所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作出裁判。因为引起双方当事人产生纠纷的事实都是过去已发生过的事实，而法院审理案件时所查明的事实通常是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有时尽管证据比较充足，但依靠证据所反映出的事实也不可能会全现已发生过的客观事实，它反映的只是客观事实中的某一大方面，而不是全部，此时审判机关通过证据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出的裁判所实现的公正与正义的本来面目会不一致，从而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裁判结果中认定的事实产生怀疑，致使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出现不一致。
四、审判过程中程序与实体问题重视程度的不一致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诉讼中的当事人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诉讼权利，除了要求人民法院公正的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之外，也要求人民法院充分的保障自己的诉讼权利。一般情况下，适用法律程序是否公正，是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作出判断的，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否则，即使裁判结果实体上合法，案件也可能会被指为裁判不公。近几年来，法院不断开展要求审判人员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避免暗箱操作，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过程的透明度的工作，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却仍存在着不少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就出现了在不少案件中，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息访息诉工作，且实体裁判和适用法律也没有问题，但怎么解释当事人还是不服，认为法院存在暗箱操作，程序不公的现象，甚至影响到社会大众也对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质疑，从而造成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一致。
五、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与时代的要求不一致
法律的实施是依靠法院的审判活动来实现的，审判活动也总是通过个体法官的个案审理和裁判来进行的。但是任何一部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么明确，具体，都会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我国虽然是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成文法，但法官也同样享有自由裁量权。实践中，由于法官的学历，经历和年龄的不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会有所不同，体现在对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决都会出现差异。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但是具体怎样减轻，减轻多少，法律都未作规定，全凭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同样的伤害结果，实践有判受害人承担10％责任的，也有判承担20％甚至30％责任的，这公正吗？实际的，上述裁判均未违法，从法律效果上看，他们是公正的。案件类似，但裁判结果却不一致，这在法律实践中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正表明了个案裁判的公正。然而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的普法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民群众大都还处于知道“欠债还钱，杀人抵命”，知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水平，至于怎样正确的保护，保护的正确与否则还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要想让所有人都认识到“法律是一门学科，要想真正掌握并认识他，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很难要求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认同一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可以甚至完全可能与另一个案件有所不同，而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法律上都是公正的。所以，参照一个案例提出上诉、申诉，指责对自己的这一案件裁判不公的当事人才会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些人眼里，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裁判就是不公，从而造成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一致。
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体现在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从审判工作的整体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形势及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衡量，追求司法裁判中“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是必须的，只有两者一致，法律的权威性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做到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呢？笔者在此发表一些的肤浅观点，以供大家探讨。
一、牢固树立司法公正的裁判理念，弥补法律的滞后性
法律规范是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他告诉人们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自从有法开始到今天法律逐步完备，有这样一个事实已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即由于法律在制订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穷尽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法律具有原则性的特点都始终未变。立法本身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这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即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来达到调整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诉讼最根本的目标就是给诉讼当事人一个公正、公平的裁判，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由于法律的滞后性问题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矛盾，所以要想弥补法律自身的局限性，除在新类型的社会矛盾出现后，及时有针对性的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外，法官还应牢固把握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在出现法律滞后的情形时，以公正、公平为永恒的裁判标准，全面把握法律的精神，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案件发生时的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时间因素等，以公平、公正的诉讼目标来审核证据，理解法律，并作出裁判，从而使裁判结果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两种效果的统一。
二、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树立司法权威的观念
曾有位美国大法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裁判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是因为我们的裁判十分公正无私，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终裁判权；我们之所以拥有最终裁判权，是因为我们裁判的公正......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的公正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正，裁判的权威是建立在法律权基础上的权威。换而言之，就是在法治社会中，对于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评价，应以法律标准作为最基本的标准，同时法律标准也应是评价司法裁判公正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国是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法院是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因此，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结果都存在着过高的期望值，要想改变这种状态，首先应在司法体制中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使社会大众树立起司法裁判具有至高无尚权威的观念。因为仅有法律、司法机关而缺乏法治意识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国现阶段虽经“三五”普法教育，但“法盲”不仅在农村，甚至在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众中也屡见不鲜，社会法治意识的谈薄，直接导致了公民、单位对国家法律、法院裁判的漠视，致使审判权威不高，法律尊严不存。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尊重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若没有权威，就必然会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从而导致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次，在执法过程中，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增加法制宣传的内容，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会有裁判正确与裁判有误两种截然想反的感受，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都存在着裁判公正与不公正两种观念。如果能让社会大众及当事人认识到法院的裁判是最终的，其必须接收，那么他们对该裁判自以为不公正的认识将会大大淡化。如此，这项依法作出的裁判在根本上又是对其有利的，因而是公正的，应当予以尊重、维护和执行。正是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对社会大众的普法教育上，不仅要让社会大众知法，懂法，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应加强社会大众对法律权威和法院裁判权威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促进两个效果达到统一。
三、增强法官素质，加大阳光工程力度，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
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职责，其职业道德素养、法律适用水平 、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进度。作为英国著名法官、律师和哲学家的培根对法官的素质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止于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是止于自满，自信。但只有这些仍不够，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脉与圣德。”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离法官要求的精髓还相差很远。只有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教育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并在思想上解决为准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树立求实、严谨、刚正、廉洁、文明的职业形象，才能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信任和尊重的人。才能通过审判案件的职务行为，传播先进法律文化，弘扬法制精神，使司法裁判文书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
近年来，社会大众不断“疾呼”要求法院彻底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法院内部也加强了开展“阳光工程”，增加审判透明度的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法院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理性告诉我们，追求实体公正永远只是相对的，甚至常常是困难的，难以把握的。而程序公正，则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这是因为，公正的裁决不仅应该存在，更重要的是应让人们看到它是存在的。裁判的实体公正，惩治了违法，伸张了正义，只能让守法公民和有正义感的那部分公民感到他是公正的，而要使整个社会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只能通过合理正当的司法程序。因此，法官在重视实体裁判，实体公正的同时，必须重视程序公正，以程序公正来展现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以程序公正来证明实体公正。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传统作法是“重程序、轻实体”，按他们的说法是：“实体错误侵害的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程序错误则是侵害全民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实际上，依据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程序与实体并重是对执法的基本要求。要真正解决此问题，就应严格执行审判制度，减少庭前裁判法官接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机会，强化和健全审判流程管理及监督体制，将审判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法律文书等与庭审工作彻底分开，且增加辅助性工作和庭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当事人举证和承担举证不能后果的自觉性，从诉权和程序上保障裁判的公正，从而达到两种效果统一的目的。
四、净化诉讼代理人市场，建造良好有序的诉讼环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1、律师；2、当事人的近亲属；3、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帮助诉讼当事人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以便于当事人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目前的诉讼代理人市场却较为混乱，一方面表现为个别律师功利思想严重，案件败诉后，不是运用法律向当事人解释，反而将败诉的责任推到法院身上，鼓动诉讼当事人上诉、申诉或上访；另一方面，许多不具备律师资格的公民以个人名义大量代理案件，充当诉讼掮客，从中渔利，造成社会大众对法院失去信任感。笔者认为要杜绝目前诉讼代理人市场混乱的现象，就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根治，即一方面由司法部门加大对诉讼代理人的管理制度和职业素质教育，对不具备代理资格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制订相应的司法解释由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严格审查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对没有代理资格的坚决杜绝其参与诉讼，从而减少社会大众对司法裁判的误解，达到两个效果统一的目的。
除上述对策之外，加大诉讼调解力度也是保证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审判效果相统一的有效途径之一。因为调解是调和纠纷，其结果是建立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也是相一致的。对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追求是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是有节制的，因为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应当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最高规范。司法机关只有公正高效地依据现存的法律在对个案追求正义的基础上，在保证个案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之下，再去追求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一致才具有实际意义。